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纵然不像母亲节那样有着人人必须庆祝的天然的“政治正确”，父亲节也在社交网络上激起了不小的水花。如同任何一个时下的节日一样，父亲节在商家眼里也是消费狂欢的契机，在种种大同小异的广告宣传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核心观念：孩子是羞于对父亲表达爱意的，但即使说不出口“爸爸，我爱你”，也可以用消费和礼物表达心意。

而在这“说不出口”的背后，是大众观念中父亲形象的投射：父亲少言寡语，在家庭中是如山如树般稳重可靠的角色——虽然父爱深沉，却很少流露自己的情感，与子女的关系也不像母亲那般密切。

“严父慈母”的刻板印象，不仅深深镌刻在大众认知中，就连学者也不能幸免。上海纽约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李萱曾经发现，儿童发展领域的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鲜有中国大陆学者研究中国父亲，虽然有不少外国学者简单论述过，但他们对中国家长的理解也偏于简单化，疏于考察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如何影响亲子关系。

“性别平等的政策是怎么影响父亲的参与度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如何影响父母的？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严父慈母’的模式？所谓的严父到底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李萱研究了当代中国父亲的角色、教养方式、育儿参与、与子女的互动关系，和他们对儿童社会与情绪发展的影响。

在父亲节前夕，李萱接受了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的采访，分享了她的研究发现。

李萱说，虽然“父亲应该在孩子成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观念在中国广为接受，且父亲们也愿意与孩子有更紧密的情感联系，但当下中国社会对“好父亲”理解仍然有诸多误区。在中国的父亲们更新观念的同时，全社会应该为育儿提供更多支持，而不是让家庭承担全部压力。

社会变迁下，“严父慈母”式微

提到中国父亲，人们的普遍认知是“威严”。部分原因来自传统儒家思想强调父亲在孩童成长过程中的干预和严厉的教范作用，《礼记》和《三字经》中的俗语“玉不琢，不成器”，就是一个经典比喻。一直以来就有“严父出孝子”、“养不教，父之过”的观念。

家庭之中严格的社会秩序也是传统中国思想中的恒久主题。儒家思想认为“父为子纲”，即父母在孩子面前天然拥有权威；相应的，孩子应该孝顺父母，顺从谦卑——如《孝经》中所说：“孝莫大于严父。”父子之间的等级关系不仅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中国的父亲与母亲在养育子女上拥有不同的性别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儒家思想。董仲舒提出的“三纲”要求女性服从父亲、兄弟和丈夫，这一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到了宋代被朱熹进一步强调。在家庭中，“严父慈母”模式大行其道：母亲负责照料孩子的一切琐事，关怀孩子的情感需求；父亲则是严厉的管教者和人生模范。“严父慈母”通常被认为典自成书于公元7世纪的《晋书》，夏侯湛在《昆弟诰》中描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是“纳诲于严父慈母”。之后“严父慈母”成为了描述中国家庭的标志性形容词。

然而在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急剧变革中，传统的“为人父母”方式，不可避免经历了转型。经济改革、性别平等和独生子女政策在消解传统家庭结构、降低平均家庭人口、改变性别关系的同时对传统的父权式家庭体制带来了巨大冲击。一种更加基于核心家庭、强调独立自主意识、以孩子为中心、性别平等的育儿观念逐渐取代了以家族为中心、控制欲望强烈、羞于表达情感与性别歧视的传统育儿观念。

李萱研究了南京地区的138个家庭，其中一半位于农村，一半位于城市；一半家庭中的孩子是男孩，一半家庭中的孩子是女孩。她发现，今天的父亲们不仅乐意与孩子建立亲密情感联系，且乐于通过肢体接触表达父爱，这与此前“东亚地区不喜欢肢体接触”的文化特点大相径庭，“在我的研究样本里孩子都是9到11岁的年龄了，但他们的父亲还是很乐意去抱他们，跟他们玩”。

李萱举了一个调研时遇到的案例作为例：“我记得有一个爸爸非常苦恼地说，我女儿很喜欢跟我玩，我最喜欢的就是每天下班回家，女儿像小猴子一样爬到我身上来，女儿就爬到我身上来了。但是孩子爷爷会阻止我，说你不能跟孩子这么亲。孩子爸爸就很苦恼，说‘我是不能为此顶撞自己的父亲，但我就是很喜欢跟孩子玩啊。’”

育儿观念变化并不是改革开放后骤然出现的结果，而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下潜隐默化的作用。李萱目前在做的研究，是通过分析名人家书和作品来观察百年中国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变化。

在她看来，曾国藩和梁启超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两者都是文化精英，同样拥有诸多子女，然而他们写家书的方式非常不同。曾国藩的家书中基本都是规训孩子修身养性、精进学业的内容，对孩子的身心状况鲜有关注。虽然有四个女儿，但他从来不会给女儿写信，而是写信给儿子，让他向姐妹转达教诲。虽然曾国藩的女儿都是能够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但她们也从来不给父亲写信，与父亲的沟通完全由兄弟执笔代劳。

梁启超则会在家书中直白地向孩子表达爱意，而且就信件内容来看他对女儿的关心绝对不输于对儿子的。“他会说‘我的宝贝思顺（梁启超长女），我接到你这封信，异常高兴，因为我也许久不看见你的信了，我不是不想你，却是没有工夫想’。或者说给另外一个女儿梁思庄（次女）写说，‘我想你的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姊姊呢，他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他就体现了新的风气。”

身为新中国文化精英，傅雷则融合了曾国藩和梁启超俩人身上“严父”和“慈父”这两面。“他会经常叮嘱傅聪说你要热爱国家热爱党热爱人民。要时刻不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保持对艺术的追求；他也会很热诚地说你走了以后我们都很想你，收不到你的信心里很不安。”

而在梅子涵、肖复兴、赵丽宏等当代作家的自传式文学作品中，我们又能看到新时代家长的特点。“有很多新时代市场经济下的一些很明显的家长烦恼和压力，比如上学、报考学校、考试、上奥数班。但也有很多新的教育观念在里面，比如说父亲们其实是很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的，很关心他们是不是快乐的。”李萱说。

男人依然耻于做“女人做的事”

李萱认为，明星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及随后风靡至今的明星“奶爸人设”，很好反映了当下城市中产主流价值观中的父亲理想：父亲应该参与育儿，这种参与不仅只是金钱物质上的支持，还包括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

但在另外一方面，另一个流行词“丧偶式育儿”，也折射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父亲惰于投入育儿的实际事务中，而将照顾孩子的重责推诿到母亲头上。“中国父亲作为家长的角色变化是最大最快的，很多人很顺利地就认可了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方式，”李萱说，“但他们的性别观念的变化似乎是慢一些的，不像他们的父母观改变得那么快和彻底。”

育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默认为低下的、属于女性的事务，这一方面让保持传统性别观念的男性在孩子面前退避三舍，一方面也在打压有育儿热情的男性的积极性。李萱举出了她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一位男性朋友对带孩子非常上心，经常抱着女儿推着婴儿车在小区里遛弯。但每次带女儿出门散步，他都会遇到大妈们的质疑：“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白天不上班在这里看孩子？”

“当女人开始干男人的事，而男人依然耻于干女人的事，中间有差距，就会变成这样。”李萱表示。

在要不要爸爸带孩子这件事上，人们存在许多误区。李萱在调研时发现，很多中国男性认为自己粗枝大叶就是不适合带孩子，或者母亲担心男人耐心有限粗心大意会伤害到孩子，因此选择事事亲力亲为。然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研究发现，当观察新手父母如何完成育儿任务时，父亲和母亲在任务完成质量上没有任何差别，因此育儿不是天性，而是后天练习的结果。事实上，李萱建议新生儿的父亲尽早投入育儿。诸多研究数据证明，父亲越早开始照料婴儿，他们的照料技能就越娴熟，对孩子后期的发展就越有利。

而在呼吁男性投入育儿的声音中，也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男人带出来的孩子会更具备毅力、责任感强等一些所谓的男性优秀特质。“其实大量研究证明这不是真的，”李萱说，“妈妈带出来的孩子也可以是坚毅勇敢的、有担当的、有责任心的、活泼的、爱好运动的、眼界高远的，这个和父母的性别是没有关系的。当然，父亲的积极参与可以给伴侣很多支持，可以给孩子更多的家长互动，这对孩子是有好处的，但不是因为他的性别。”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是育儿争议中的夫妻关系。跨文化比较研究指出，和西方家庭以夫妻关系为主轴不同，中国家庭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以亲子关系为主轴，“所以在中国家庭里，很有可能看到的是父亲母亲都想取悦孩子，夫妻关系则相对来说是次要的”。李萱注意到，在《爸爸去哪儿》第一季的节目中，每个爸爸都为带孩子付出了诸多努力，而在被问到原因时，他们提出的绝大多数理由，是为了孩子能够更好地成长，很少有人会说是为了给妻子分担重担。“只有郭涛说了一句‘我觉得孩子妈妈真不容易，回去给她发朵大红花吧’。”

理想的“中国父亲”应该是怎样的？

李萱认为，真正决定父亲对孩子的影响的是以下三个因素：

“一个是他和孩子在一起互动的质量——包括给孩子提供温暖的情绪环境，对孩子有一定的回应。比如说孩子有什么身体或情感上的需求，他能进行安抚，给予支持。质量也包括能够进行适当的管教，给予行为上的控制和监管，提出符合孩子发展阶段的要求，给孩子提供智力上的刺激和补充。

另外一个是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如果每天父母讲的东西不一样，孩子就会很困惑，可能会去钻空子；如果父母每天都在吵架，孩子也可能会很受伤。所以父亲一方面需要给孩子提供高质量的互动、温暖和管教，一方面需要和配偶、（外）祖父母等育儿队友保持和睦的关系。另外对父亲很重要的一点是育儿资源，例如基本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时间资本。因为当你的工作大量积压个人生活空间、资源极度被剥夺的时候，你是没法开心愉快地与孩子玩耍的，你肯定每天为了下一顿饭吃什么、怎样为孩子入园入学就医烦恼。”

另外，她认为父亲应该在育儿事务上多与妻子沟通，彼此知道相互的标准是什么，尽量多去商讨，达成共识。而所谓的参与育儿，并不是乖乖完成母亲的指令就好了，父亲应该切实投入，主动减轻母亲的负担和焦虑。

李萱呼吁政府给家庭提供更多的育儿支持，包括男性育儿假和优质公办托管所等普惠性育儿补助。“因为缺乏幼儿托管资源，父母被绑在家里看孩子，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家庭会遵从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父亲的经济压力更大，母亲的育儿压力更大。”李萱告诉界面文化，德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是为夫妻两人提供长至14个月的共享产假，但其中至少两个月必须要由父亲来休，政府按休假前工资水平发放每月300欧元至1800欧元休假工资，“用政策鼓励男性去带孩子，并给父母支付相应的‘薪水’，也很好地让人们认识到带孩子是繁重的、有价值的劳动，不是妻子随手换个尿布就好了的，这种劳动的价值应该是得到肯定的”。

然而中国近年来持续倒退的性别观念令她感到忧虑：从2006年到2016年，中国在世界经济论坛《性别差距指数报告》（Gender Gap Index）上的排名从第63名跌落至第99名。在李萱看来，呼吁性别平等不仅能够解放母亲，也能够解放父亲。“男性成天为了奶粉钱、学区房而拼命工作见不到孩子，女性则被束缚在家里。很多时候这种观念把两个性别都束缚住，令他们生活得很痛苦。”

因此要成为理想的“中国父亲”，中国男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不仅事关男性和家庭个人，也事关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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