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轮到共和党执政了。在美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及其他五人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棒球场遭枪击之后，纽约共和党议员Chris Collins发言称：“我只希望民主党少说点场面话，那些政治修辞简直可恶——他们互相指责，把焦虑、愤怒都一股脑撒在川普和他的支持者身上。但说真的，有的人遇事就是喜欢这么干。”

而民主党党员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达。2011年，当一名来自图森的男子枪击了亚利桑那州女议员嘉贝丽·吉佛斯（Gabrielle Giffords）后，进步派人士就注意到，嘉贝丽·吉佛斯的反对者让她的支持者通过在射击场上参加募捐活动，“来帮她辞职”。他们还拿出了萨拉·佩林（Sarah Palin）发布的地图，上面显示吉佛斯处于十字准星瞄准的区域。吉佛斯表示：“当有人做这种事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是的，确实会有后果。科学调查显示，暴力的、不人道的政治修辞，会让那些本来就好斗之人更加支持暴力。目前任教于路易斯安那州任教政治传播学的Nathan Kalmoe，在2014年的时候为了撰写一篇报道文章，要求人们观看不同情境的虚拟政治广告。其中一个情境用到了暴力隐喻：“我会努力斗争，好让我们的经济恢复秩序。”“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根本赢不了这场战斗。”另一个则没有，虚拟候选人没有说“我会努力斗争，好让我们的经济恢复秩序”，而只是保证自己会“努力工作”，她也没有说要赢得这场“战斗”，而仅仅是说赢得这场“比赛”。

两者的影响截然不同。Kalmoe发现在那些“本来就有好斗性格的公民”中间，“在接收到包含暴力隐喻的政治信息之后”，支持政治暴力的人数“翻倍了”。Kalmoe的调查中令人震惊的一点是，暴力广告的用词已经非常弱化了。在今天的美国，把一场政治竞选称为“战斗”、“战争”不过是乔治·奥威尔所说的“濒死的隐喻”，即这些隐喻已经被过度使用，不会再激起任何的视觉想象。当政治家说他会努力“战斗”增强经济，没有人会联想到一些推推搡搡的战斗场面。但即便是形式如此温和的暴力言辞，也会在一些人中提高对暴力的支持度。

显然，仅仅说明假设性的广告可能促使人们更加愿意认可暴力，还是不足以解释是什么政治宣言让James Hogdkinson（编注：弗吉尼亚枪击案疑犯）在亚历山德里亚开火。不过，Kalmoe的调查中有一点很重要，即Hogdkinson属于Facebook上一个叫做“终结共和党”的小组。这显然意味着如果政客们能少用一点武力性质的言辞，美国也许会更好。

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战争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千里之外遥不可及的，所以政治领导们才能随随便便就发表“对抗贫穷之战”、“圣诞节之战”这种言论。想象一下如果是叙利亚或者伊拉克的政客们说出这种话，会有多么荒诞。至少，语言上的暴力可以让美国民众麻木地对待真实的暴力所带来的恐怖。最可怕的是，他们自己很可能也会制造出这样的暴力。

根据Kalmoe的说法，即便是那些本身并不包含明确的暴力性质的言辞，一旦“羞辱到了对方或是强调了挑衅意味之浓厚”，也足以使人倾向于暴力了。他告诉我，这种言论可以产生一种“道德上的推脱，使人们能够为自己并不道德的言行进行辩解”。例如，Vox上最新的一篇文章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的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研究，这篇文章指出，在某项研究中，当调查者称其中一位参与者为“一只动物”时，其他人也更可能对他进行“痛苦的打击”。这就是为什么说去年川普声称难民是“动物”的言论非常之危险，称墨西哥移民为“强奸犯”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主意。 

更微妙的是去鉴定合法的道德义愤与人道沦丧之间的边界。说川普的行为“恶劣”可能没问题，但说川普这个人“恶劣”就有点问题了，而像希拉里去年秋天所做的那样，把川普支持者的“一半”都归于“一篮子恶徒”中去，就更糟了。

但正如Ta-Nehisi Coates当时所说的那样，希拉里的言论是有事实依据的。四分之三的川普支持者支持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五分之二的支持者认为，非裔美国人“比白人更加暴力，更有犯罪倾向，更懒惰，更粗鲁”。

当下，在共和党的普遍支持下，美国总统正对本国最脆弱的一群人进行着毫无人性的攻击，如果放弃用不人道的语言反击，进步派要如何表达他们的道德愤怒呢？6月14日之前，很多自由主义者可能还没把这当成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理由不去面对了。

翻译：朱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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