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莱塞维茨指出,精英教育让学生陷入从自负到抑郁的循环。
前耶鲁大学英语教授威廉·德莱塞维茨前段时间在《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不要把你的孩子送进常春藤》的文章,由此掀起了一场暴风雨。这是对这个国家最受尊敬、最富有的教育机构,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有缺陷的精英统治所提出的最不留情面的批评。他在新书《优秀的绵羊:美国精英教育和有意义的生活》(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德莱塞维茨同时也是《简·奥斯汀式教育》(A Jane Austen Education)的作者,他在波特兰的家中接受了我的电话采访。
戴维斯(本文作者):为什么你认为“优秀的绵羊”这个词描述了精英大学里的典型学生?
德莱塞维茨:这种说法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我的原创,而是出自我的一位学生。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形容。他们是“优秀的”,因为他们达到了进入精英大学的所有要求,但这种优秀是很狭隘的。这些孩子们会严格遵守你定义的规则,但却不会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只知道他们会进入下一轮。
戴维斯:那你认为大学校园里这种“不断晋级”的思维模式和其他事项,例如心理健康问题,是否存在关联呢?
德莱塞维茨:这显然和心理健康有关,已经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了,比如青少年心理治疗师 Madeline Levine 所著的《特权的代价》(The Price of Privilege)。这些学生被教导得只知道他们必须事事完美,但他们没有问过自己的内心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简直就像我们所进行的残酷的动物实验一样——每当红灯亮起,动物就要去推动横杆。他们压力很大,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把他们称为绵羊的原因,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获得发展自身能力、追寻自我方向的机会,他们永远在被告知接下来要做什么。但问题是,总有一天,指令会消失。不过也可能不会消失,因为哪怕到了选择职业的时候,孩子们,尤其是精英大学里的学生们,都会做出相似的选择。如果你一直被告知你将要做什么,那面对选择时你是非常容易做出决定的,尽管以后你会发现这些决定并不是最合理的。
戴维斯:你说常春藤学生的内心总是在“自负和抑郁”中挣扎,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
德莱塞维茨:Alice Miller 在三十多年前写过一本经典著作《神童的戏剧》(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就提到这方面的问题。就我而言,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自负来源于“你是最棒的,你是最厉害的,你是最聪明的”这种类型的表扬,这让学生们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孩子。我还需要说明的是,现在这种现象比我小时候更严重,现在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是关于这类赏识教育的。
这些孩子总是他们班里最优秀的,经常获得老师们的表扬,这使他们自我膨胀。然而,这是一种虚假的自尊。这并不是真正的自我认可,因为他们内心没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也没有“我要为之努力”的冲劲。这种自我满足是需要条件的,需要不断地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学习、不断拿 A、不断获得金星奖章来进行激励。正如 Miller 所说:“你真正学到的是:你父母的爱是有条件的,是需要你完成任务的。所以,当你失败的时候,哪怕只是小小的挫折,比如在考试中拿到 B 或者 A-,整个世界就崩溃了。也许现在只是暂时崩塌,但迟早会彻底破碎的,那时你就会感到自己毫无价值。”
这些孩子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不管你是站在世界之巅,还是真的一文不值。在这个教育系统中,孩子们的这种“要么得到所有,要么失去一切”的心理非常普遍。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句话叫做“要么去哈佛,要么去贫民窟”:如果你不被哈佛、耶鲁、或者普林斯顿录取,那将是一个耻辱。如果你去了卫斯理大学,就再也没有脸出现在亲朋好友面前了。
这并不是通向成功的真正途径,不过这个疯狂的定义并不只是和成功有关,更是关于如何取得成功,尽管真正成功的人并不是这样获得成功的。史蒂夫·乔布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显然,他是非常有天赋并且充满雄心壮志的,但他采取了一条迂回的路线。那些做着有趣事情的成功人士们,也通常不会选择捷径。
这种“必须做某某事,不然人生就完蛋了”的观念,使你变成了一只高等绵羊。你最终成为了我在书中最后一章中谈论的那种领袖。你走向巅峰,或者你已接近巅峰,但你实际上没有做任何有趣的事,你只是在组织中履行你的指责。你没有进行任何发明或者创造。
戴维斯:这和你的观点相一致,那就是你认为“领导力”和“服务”这样的词在大学中变得空洞。
德莱塞维茨:每个人都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进入大学:成绩,课外活动,然后就是“领导力”和“服务”。这些东西已经完全形式化,孩子们变得世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只是需要展示这些方面。本来,“领导力”应该意味着良好的品格、自我牺牲、具有主动性和远见,但现在它只需要你爬到顶端。如果你得到了一个职位,获得了某种权威,那你就是一个领导者了。而“服务”的现状甚至更糟糕。“服务”原本应该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或者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们。不过既然只是为了简历,人们只需要服务自己就行。
戴维斯:你认为社会通过教育传递价值观,那你如何看待精英教育所传递的价值观呢?
德莱塞维茨:我想引用英国石油公司前著名 CEO 唐熙华(Tony Hayward)的话来总结这些价值观。在英国石油公司那场巨大的环境灾难(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他这样说道:“我希望能找回自己的生活。”他曾经获得了一些嘉奖,但他现在正经历着可怕的经历,并不得不为某些事情承担责任,这让他感觉很不好。这就是精英教育所传递的价值观:自我扩张,自我服务,完全由传统思想定义的成功(财富和地位),精致的生活,虚伪的教育、学习和思考,并不是真正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在过去的50年里,我想我们已经看到了,精英统治者们所创造的世界对于他们自己而言变得越来越好,但对于其他人而言则一日不如一日。
戴维斯:那你认为教育应该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
德莱塞维茨:大学需要继承当年由教会完成的精神使命。随着科学的兴起,宗教信仰也日渐没落,这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尤为明显。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这些大问题,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宗教以外的地方去寻求答案,例如艺术作品、文学、音乐、戏剧和哲学等等,而这些内容到头来又被纳入大学课程。
这就是大学人文教育原本的意义所在,但已不复从前。人文教育不是学习某一特定的科学信息或者技能,而是提供一个自我反思的机会,寻找普遍真理和答案。总体而言,是学习如何当一个人,当一个公民。
戴维斯:有人批判这种自我反思是自恋,可你认为这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实用的东西”。
德莱塞维茨:我只是讨厌人们把这种自我反思称为是自我放纵,难道那些学生现在被鼓励让自己变得富有和强大就不是一种自我放纵了吗?那怎么才不是自我放纵呢?我不敢相信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要说的是,除了所有个人的、智力的和精神上的好处以外,自我意识的关键在于你首先要了解自己,你才能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你可以决定什么工作对于你而言是最好的,什么职业是最合适的,我最希望获得怎样的回报。也许你会回答自己说你需要一定的财富,但你得到这个答案是因为你了解自己。你会根据你自己的初衷采取行动,而不是吸收那些在不知不觉间中灌输给你的思想。
戴维斯:自知之明是难以获得并且无法预测的,是否有一些东西只能在课堂之外学到呢?
德莱塞维茨:普通的教育机构肯定是有所局限的。正如你所说的,获得自知之明是自然而然的,但如果孩子们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那他们肯定无法获取。所以,这是我们的教育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帮助孩子们培养自我反思的能力,那他们可能会在下一年,或者下一个暑假,获得关于自我的认知。一本在高三或者大二时看过的书也许会在五年后忽然觉得醍醐灌顶,所以,你可能会在人生的任何阶段获取自知之明。是的,你必须开始了解自己,而且我认为你最好能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发育期、青春期和二十多岁都是最适合问自己这些大问题的时候,因为你正从孩童向成年人过渡。
除了课程本身,事实上我们所创作的教育系统让孩子们始终在忙碌,没有时间独处和反思,这将会让他们付出代价。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环境让孩子们不需要持续保持“在线状态”。得到这个机会的青少年们将会进行非常激烈和深刻的交流,而很多关于生命的学习是在同龄人之间交叉进行的。但如果他们一直很忙,那显然是没有时间的。这太不可理喻了,我们将青少年彼此隔绝开来,学校不应该剥夺孩子们自我反思的机会。
当我教授人文课程的时候,我从来不谈及自我反思,也从来没有让学生们谈论他们的感受、背景或者经历。如果学生们愿意,我会和他们交流这些内容,但并不采取直接的方式。这些书的目的是让你思考你的生活,你可以讨论阿基里斯,或者伊丽莎白·贝内特(《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你是否在谈话中包含了个人情愫都无所谓。这些书的任务就是让你的灵魂不再沉睡。
劳伦斯大学做了一件好事,他们开设了一门课程让新生阅读伟大的经典著作,同时思考什么是教育。你不必在那里讨论太多个人问题,但起码你在以恰当的方式了解你的大学教育。
戴维斯:那你自己的大学经历是怎么样的呢?
德莱塞维茨:我在1981年进入大学,那时的教育系统虽然并不像现在的这么歇斯底里,但实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我的父亲是一个移民,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和科学家,他对我有非常具体的期望。甚至在课程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决定了我的主修专业——科学,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爱科学,但我并没有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发现和体验其他的东西。直到大学阶段的中期,我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成为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因为这是我真正喜欢的。我在大学毕业后随波逐流了两三年,直到我忽然灵光一闪,觉得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去学习英语,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那我将始终不会快乐。所以,在大学毕业四年之后,我回到校园开始了博士课程。
我依然在和心理问题作抗争,自负和抑郁的周期循环,以及不断的比较。一旦这些内容被灌输进你的思想之中,你将永远和它们斗争。你只能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而无法彻底解决。我希望你们记住的是,你们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从这个教育系统中解放出来。教育本身就应该是解放。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更好的教育制度,但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争取自由。
(翻译:陈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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