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将词中角色等同于历史上的李清照本人”“读者不允许这位才女有创作权利，所有易安体都被读成自传体”“这种观念把李清照的天赋关进了围栏”在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一书中，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艾朗诺指出，当代中文学界对于李清照易安词研究的困境之一，就是对于这位才女的词作进行了“自传式的解读”。

“自传体的解读”体现为，人们总是将词作中的对象等同于作者本人，并将词作中的场景与作者的人生历程对应。比方说，中国学者认定，描写“少女怀春”的《浣溪沙》一定是创作于李清照结婚前后，而不会在中年或晚年；而书写离愁别绪的词不是在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分离时，就是赵明诚去世之后，而不会是在夫妇琴瑟和谐之时。研究李清照的学者们花费大量精力在单篇作品的系年之上，再以作品的系年重构词人的生世，即使这样会陷入循环论证的局面也在所不惜。

但艾朗诺提出的问题是，李清照出身官宦之家，她的父亲李格非属于当时的高级文人圈，她在宴饮和聚会场合对于词乐表演的一定有所耳闻，对词体文学的表演程式也很熟悉，所以为什么人们会认定李清照的词一定是自传呢？ 既然男性词人可以细致地描摹虚构角色——如淑女、侍妾、陪客或者名妓，当然也包括诸多男性形象，但女性词人为什么就一定是描写自己，而不能用代言体创作呢？

艾朗诺分析，这与人们不能将女性词人与创作对象中的女性形象区分有关——一方面读者对于女性词人的作品有“偷窥心理”，“倾向于偷窥隐私般地阅读，借以观察女作家最私密的时刻、情感，甚至是她的身体，并且乐在其中”，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女性词人虚拟杜撰的本领与女性在传统社会中“从属、恭敬、忠贞”的形象完全相反，这会让男性读者“无所适从”。

正是由于人们无法区分女词人与创作对象，所以关于李清照的创作传说也一再流行，即使它们的可信度都值得怀疑。在14世纪的伊世珍《琅嬛记》引用的“外传”里，就记载了几则可能是编造出来的关于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生活轶事，其中一则提到，李清照所写的《醉花阴》是寄与赵明诚的，李清照就是那个“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形容憔悴的相思女子，而 《一剪梅》也是李清照写与负笈远行的丈夫的，她本人就在苦苦思念着她的丈夫。

更为复杂的是，李清照本人也参与了自传的讲述中，当赵明诚亡故之后，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里描写的赵、李二人志同道合、情深义重的婚姻图景，证实着夫妇过往的幸福时光。更让人们相信，李清照所写的爱情故事，一定是关于赵明诚的，而决不可能是给别人的；也正出于对赵明诚的爱让李清照想要创作，因此，艾朗诺说，“她的诗词从属于她的婚姻以及她的妻子身份……这种观念也把李清照的天赋关进了围栏，把她的非凡天赋完全磨平为对于赵明诚爱意的表达。”于是，一个对于丈夫充满深爱的才女形象就完成了，比起真实生活中的女性，这更与当时士大夫热衷描写的“依赖于男性、并在他离开时感到痛苦的女性”的文学审美契合。

但创作与词人人生境遇的对应远没有那么简单，就以证明赵、李二人深情的《金石录后序》（李清照为赵明诚的学术著作《金石录》而写的后序）为例，李清照在写作《后序》时，其实已经经历过守寡、再嫁、离婚、诉讼和监禁（宋代法律规定任何亲属若起诉家中尊长，无论对方是否有罪，原告本人都将遭受两年监禁，李清照身陷囹圄后求赵明诚生前的亲戚綦崈礼帮忙后得到释放），但对这场风波她只是委婉地表示，“当时的处境已不容许她保持单身”，并暗示，丈夫赵明诚不切实际地让妻子保全文物，漠视她的安危，对于她之后流离失所的生活负有责任。据艾朗诺分析，李清照写作《后序》，除了是对于亡夫的深情回忆，大概更在于恢复再婚失败后的尊严，以及重新成为亡夫赵明诚的“命妇”——拿到朝廷的月俸，并转移聚焦在她身上的耻辱和嘲笑。

而李清照再婚又离婚的风波，也与后世形成的那个“对丈夫充满深爱的才女”的浪漫形象构成了复杂关系。为了维护才女的“名节”，有时这个事件会被直接否定，清代学者曾否认她曾经再婚，要为李清照“雪耻”；民国时代，在李清照的传记里隐瞒再嫁是“通例”；而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四所李清照纪念馆里，“有三所未曾提到她的再嫁事实”。 

李清照的“再嫁“为什么是个复杂的故事？她在第二段婚姻中经历了什么？她的名节会影响她的才女形象吗？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摘选了《才女之累》中讲述李清照再嫁风波的章节，供读者阅读。

书摘

再嫁与离异

1132年（绍兴二年）春，高宗离开越州，返回临安，并定都于此。李清照也随后来到临安，很可能和她弟弟同住。后来，她又嫁给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人，这次改嫁一定发生在她到达临安后不久，也许是该年三月或四月。我们的推断基于李清照的自述，她自言其第二次婚姻还持续不到“十旬”，而我们从其他文献中得知，同年九月初，李清照就去公堂状告张汝舟。此次诉讼于九月初一结案，张汝舟被免职，并流放到偏远的柳州（今广西柳州市）。 

关于李清照的再嫁风波，我们想要知道得更多：它是如何发生的？李清照出于哪些考虑才答应了这门婚事？张汝舟的意图又是什么？成婚后二人又发生了何种争执？可惜相关资料非常粗略，留下了重重疑点，文献帮助我们对当事人的意图作出合理猜测，但仅此而已。一些宋代文章和笔记附带提及再嫁事件，李清照本人就此事写有一封很长的书信，这封信的文笔极为出彩，并提供了诸多细节，但书信有其自身限制，我们必须妥善处理该文本。这场官司的一大后果是李清照自己也被投入监狱，但九天后就重获自由，显然她得到了翰林学士綦"礼的帮忙，经其疏通而使李清照脱身囹圄。这封信就是李清照出狱后写给綦崈礼的，他是赵明诚的亲戚，李清照在信中表达了她的感激之情，并解释了当初如何被张汝舟骗入这场灾难性的婚事。书信并不是对此事的客观叙述，李清照在羞愧难当的情形下感谢自己的恩人，并站在个人立场重述了此事。可话说回来，这封信也让读者得以洞察李清照对此事的感受，好比她的公开表态，所以书信以雅致的骈文写就，用典极为繁复。但文体的形式主义外表无法掩盖其背后想要表达的情感实质，下面就是书信原文：

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

清照启：素习义方，粗明诗礼。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蚁不分，灰钉已具。尝药虽存弱弟，应门惟有老兵。既尔苍皇，因成造 次。信彼如簧之舌，惑兹似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身几欲死，非玉镜架亦安知？黾勉难言，优柔莫决。呻吟未定，强以同归；视听才分，实难共处。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

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局天扣地，敢效谈娘之善诉；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外援难求，自陈何害？岂期末事，乃得上闻。取自宸衷，付之廷尉。被桎梏而置对，同凶丑以陈词。岂惟贾生羞绛灌为伍，何啻老子与韩非同传？但祈脱死，莫望偿金。友凶横者十旬，盖非天降；居囹圄者九日，岂是人为！抵雀捐金，利当安往？将头碎璧，失固可知。实自谬愚，分知狱市。

此盖伏遇内翰承旨（綦崈礼），搢绅望族，冠盖清流，日下无双，人间第一。奉天克复，本原陆贽之词；淮蔡底平，实以会昌之诏。哀怜无告，虽未解骖；感戴鸿恩，如真出己。故兹白首，得免丹书。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高鹏尺鷃，本异升沉；火鼠冰蚕，难同嗜好。达人共悉，童子皆知。愿赐品题，与加湔洗。誓当布衣蔬食，温故知新。再见江山，依旧一瓶一钵；重归畎亩，更须三沐三薰。忝在葭莩，敢兹尘渎。

末句“葭莩”的意思是远房亲戚，此处意谓李清照与綦"礼有疏远的亲缘关系。

根据李清照的自述，我们可以试着重构她到达临安后的生活经历。李清照于1132年初来到临安，此前她已有两年在逃难中度过，往来奔波于江南地区，这时距离赵明诚在建康突然去世已过去了两年半。在逃难岁月中，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收藏的书画器物日益散失，而每次保全它们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

就李清照决定改嫁一事，当事人在描述中格外强调自己的衰病与孤苦无依，并反衬追求者的狡诈。到了1132年春，李清照为其亡夫已完成二十七个月的服丧期，在此期间，她身为寡妇独自逃难，途中还要照管珍贵文物，处境危险，甚至可说是不堪一击。她无疑需要一位男性亲属的扶持，所以不得不去投靠亲弟弟。但李清照又说她和弟弟都被那个追求者给骗了，言下之意似乎是弟弟也催促她答应这门婚事，这并不奇怪，弟弟也要养活自己的家人，他一般是不会把姐姐带进家门的。实际上，寡妇的亲属往往会鼓励她们再嫁，这样可免去家人的赡养责任。

寡妇改嫁在李清照的时代十分寻常。寡妇需要为亡夫服丧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之后便可再嫁，这在当时非常普遍。当然，不同社会阶层对寡妇改嫁的容忍度参差不齐：一般来说，寡妇再嫁在社会下层群体中更加普遍，人们对此也比较宽容；而精英士大夫在儒家男权价值观的支配下，对寡妇改嫁的抵制更强烈一些。但在神宗执政年间，禁止“命妇”（官员赵明诚之妻李清照也名列其中）再嫁的法令已被取消，我们在宋代文献中能找到许多士人之妻再嫁的实例。

但合法的并非就可取。整体上看，宋代社会就寡妇改嫁一事以消极评价为主，士人群体尤其如此。如司马光、程颐、朱熹等士人领袖就曾严厉批判寡妇再嫁，其中最有名（或曰臭名昭著）的论调来自程颐的说法：

   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程颐）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就李清照的情况而言，她没有理由继续守寡。公公婆婆早在赵明诚生前就已离世，所以她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李清照没有生下赵家子嗣，也就无需为了抚养儿子而留在赵家了。

我们已经发现，身为没有孩子的寡妇，李清照在面对外人掠夺时无力反抗。即便是在金兵南侵、社会失序以前，这样一位寡妇的处境也不容乐观，更何况她还携带有贵重的收藏。伊沛霞（Patricia Ebrey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编者注）研究了宋代太平时期寡妇的生活状况，她注意到：

 寡妇想要自立并不容易。……无疑，宋代的寡妇想通过更有效的法令来持有她们的嫁妆及亡夫的田产，可即便是要维护这些合法财产，她们仍遇到重重阻力。一些男性族人会想方设法从寡妇那里压榨财富，甚至发明一些手段专门针对女方而非男性。……现存的宋代断案资料提供了这方面的诸多个案，反映出无子的单身寡妇最容易成为剥削目标。她们毕竟是弱女子，从小就被规训说要与人为善、学会忍让，男人决定公事，女人学会服从，而一个女子公开在外抛头露面则被视为可耻……实际上，寡妇不仅要提防恶人，甚至还要对自己的亲戚存有戒心。

张汝舟其人，我们了解的不多，唯一为人所知的记载说他是个卑微的武官。1131年，他曾是池阳军中小吏，1132年身任监诸军审计司，他有承奉郎之衔，但官位很低（在三十级官阶中排在第二十九位）。一些研究则认为张汝舟的仕途更显赫，他曾多次出守地方，并身任中书门下省检正公事，但如今学者们一般认为此人与李清照再嫁的那位张汝舟重名，而非同一个人。

在给綦崈礼的书信中，李清照强调了张汝舟的骗局，通过典故我们得知，张汝舟有意隐瞒了真实身份，冒充官职，甚至连聘礼也可能是假的。而李清照又突出表现自己当时的病痛和犹豫，尽管她境遇不佳，勉强答应了婚事，但实是身不由己。两人一旦成婚，李清照便很快发现这是个重大错误。这封书信正是一位羞愧者的自陈。

二人成婚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李清照的书信暗示了张汝舟因觊觎其收藏才迎娶了她。根据李氏自己在《后序》中的表述，那时她的收藏已散失殆尽，我们不明白张汝舟为什么还要打她的主意。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后序》夸大了她的损失，我们将在下文见到，张汝舟完全可能从这门婚事中获利。但李清照对他的侵犯予以坚决抵抗：“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李清照在叙事中穿插典故，明白无误地揭示了她的遭遇。“遂肆侵凌，日加殴击”一句表达得相当直白，毫无文饰。之后的两句借典故描写殴打的情形：一句是说强壮的恶棍对弱小之人拳脚相加，另一句则引用了可怜妇女遭醉酒丈夫殴打的故事。李清照对这些典故加以镕裁，以突出双方力量的强弱对比。在传统文言文中，人们不常读到有关家庭暴力的文学典故，但李清照却在这封书信中做到了这点。

即便在当下，一些钟爱李清照的博学之士仍觉得文中的暴力描写是夸大其词，甚至有学者因为拒绝相信这场家庭暴力，进而怀疑书信的文本可靠性，这段殴打情形的描述反倒成了质疑的一大理由。年轻一辈的学者（尤其是女学者）在近年来李清照的生平研究中，则更倾向于认为这样的控告属实。的确，李清照在信中以大量篇幅渲染了殴打事件，这使我们几乎能确信作者意图，她将此作为整套叙事中的关键环节。

宋朝法律对丈夫休妻一事制定了若干条件，但妻子却无权主动提出离婚。除非夫家对她有所侵犯，诸如发生了爬灰乱伦之事，法官才会同意妻子的离婚诉求。可李清照的控诉显然不符合条件，而主动离开丈夫的妻子将受到两年的拘禁处罚。

因此，李清照并不以离婚提起诉讼，而是指控她丈夫的渎职行为，并希望这次审判能促使她解除婚姻，结果也如其所愿。她控告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宋代官僚行政的相关条款规定，到达特定年龄、考进士多次不中的举子，都可以上奏朝廷，由皇帝赐予“特奏名”以谋得官衔，有时需要此人达到一定年龄（如四十岁），外加应举次数的相关记录（如六次），才能获此优待。当然也有例外，“特奏名”的颁布很灵活，没有定制，而得享殊荣的人即使没有通过进士科考试，也能步入仕途。由于涉及到应举次数，考进士科的举子除了填写年龄及出身，还需上报应试次数，而夸大举数的人将会受到严厉处罚，但总有些谎报之人能侥幸逃脱。张汝舟显然是其中之一，但很不幸，他竟然愚蠢地在新婚妻子面前对此洋洋自得。张氏最终被判有罪，不仅遭到罢免，而且被贬至偏远的柳州，不难料想，这场婚姻也就此终结。

有学者最近对此次诉讼及李清照拘留后释放的解释表示异议，宋词研究专家王晓骊在其未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新看法……无论是上述的哪种情形，这封写给綦崈礼的书信都表明李清照对这场再嫁风波感到无比羞愧。尽管措辞雅驯，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自惭之情。一些冠冕堂皇之语读来却令人震撼，如“败德败名”、“难逃万世之讥”、“扪心识愧”，传达出一位女子沉痛的感慨。当然，毕竟是李清照自己决心提起诉讼，从而曝光她再婚的失败。作家在信中已逆料胡仔二十年后对此事的苛评：“传者无不笑之。”可无论如何，这仍然是李清照的自我选择：她宁愿蒙受世人的非议，也决不愿再维系这段婚姻。

(以上文字选自《才女之累》，经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权，选摘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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