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露茜 李禾子

32岁的民谣歌手赵雷在《歌手2017》爆红后，迎来了应接不暇的“舆论风波”，先是《三十岁的女人》这首歌被批歧视女性，接着演唱《成都》官方版本被喷，在频繁演出中，自己终于在4月29日的沈阳站巡演中情绪“崩溃”了。

“从去年下半场我就够够的了，我一直撑到现在。我再也不会频繁地做这样的演出。最开始这个决定可能都怪我，我没有想太多，大家也没有为我想太多。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相信很多歌手都做废了。”在观众手机拍摄视频晃动模糊的画面中，赵雷站在偌大的舞台中央说出了这番话，性格内敛的他倒是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中那样过激的肢体表现，依旧按部就班介绍着台上的乐手，语气镇定，他的“崩溃”更像一次内爆。

一石激起千层浪，赵雷的“不专业”被业界前辈、乐评人、自媒体、大众媒体及外围观众们喷上了微博热搜榜，也有为赵雷说话的自媒体号发声：“自从赵雷火了，他身上的演出就没有停过”、“车马劳顿”。5月4日，强大的舆论声浪不得不让赵雷出面向主办方S.A.G及非凡京奇道歉，“在台上歌没唱好，想表达的意思也没说清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向沈阳站来听我唱歌的朋友们道歉、向S.A.G的兄弟们以及京奇非凡的朋友们道歉、向街声和威驰道歉、向我的团队道歉、也向老爷子道歉……”

一位唱片公司高管对此表示：“别的不好评论，身处这个圈子，艺人的情绪管理特别重要。全是赵雷的错这不公平，把责任全归到团队也不公平，其实这次暴露了团队和赵雷在沟通上的问题，并不算坏事。”

今年3月，向来不乏话题度的陈粒和向来乐于制造话题的新世相走到了一起：由陈粒作曲演唱，名为《戏台》的青春版《红楼梦》又推出了第二首“主题曲”。“押着韵，作着词，最后沦落成婊子”、“姑娘笑，说不配，千金散尽就能睡”……陈粒的这首歌一推出就引来了一轮轮骂战。在文青聚集的豆瓣，歌曲《戏台》一边倒的差评和众人向青春版《红楼梦》发起的“一星运动”，比照看起来倒显得异常和谐。

陈粒经纪人奚韬回忆，当时自己拿到这首歌要发的时候，心里也打了个哏儿，这行不行？他打了一个电话给陈粒，谈到了这方面的顾虑，“发吧，词写的就是这些概念。”歌曲发了之后，一些骂声丧失理智到辱骂，这还是超过了奚韬之前预设的心理“水平线”。

“我也害怕她受影响，我去跟她交流，说这事情现在这么大的发酵，别人会用不同的、极端的辱骂方式，你怎么看？她说：没什么看法。她对这件事情做好了心理预设。”奚韬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陈粒忠于一个词人对《红楼梦》的表达，我忠于她的表达。既然这个事没有错，那我们就去做，没什么可解释的，所以我们把这首歌发了就行了。”

2016年10月，当红民谣歌手宋冬野出事儿被抓，摩登天空副总裁兼艺人经纪部负责人乌丽雅素手机立马被打爆了。“当时第一时间觉得这肯定不是真的。”乌莉和团队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震惊，“但是也没有很悲观的看待这件事。我们的原则是事发生了，就去解决问题，也会跟他一起想办法，但肯定不会抛弃他，一家人么，遇到问题只能大家想办法看怎么去过渡。”5月9日，宋冬野新单曲《郭源潮》正式全网上线，乌莉说：“我们都当作这是他的新生。”

独立音乐：从地下到主流的“裂变”

过去20年里，中国独立音乐在缝隙中艰难生长，苦寒中一点点熬出花儿来。在我们谈论独立音乐经纪人之前，有必要先谈谈如今活跃在舞台上的这批独立音乐人，尽管媒体和乐迷们对他们的故事已经了如指掌。

生于1978年，农民家庭出身的李志疯狂爱着Nirvana乐队。1999年，对生活和大学极度不满的李志执意选择退学，他和大学同学刘威租住在一个小房间，过着窘困的生活。李志第一张专辑的小样是他东拼西凑而来，请不起乐手，从唱到吉他再到键盘就都自己上，花光了借来的5000元。时年在做口袋杂志的崔人予接触到李志，他把小样做成了出版物，两张专辑分别是《被禁忌的游戏》和《梵高先生》，口袋以数千元的价格买断了两张专辑十年的版权。做第二张专辑《梵高先生》花了2万元，2006年做第三张专辑《这个世界会好吗》，花了6万元，这对生活本已窘迫的李志来说，花出去的无疑都是巨款，自己欠了一屁股债。

2007年李志不得不选择去成都上班，他找了一份SP技术工程的工作开始攒钱还钱，为下一张专辑做准备。在成都工作期间，震惊全国的汶川大地震发生，让李志对生命的感受更加深刻，2009年，《我爱南京》李志花掉了“天文数字”30万元。中途，为了凑制作费，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名为“单刀赴会”的小型巡演，每到周五就自己一个人拎着一把吉他去演出，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拿过“最佳员工奖”。

从1998年成立起，惘闻经历了风格定位、成员变动、不赚钱、乐队重组等等一系列波折。乐队吉他手谢玉岗在12年接受落网采访时，回忆起早年创作专辑《二十八天失眠日记》的经历，“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总是恍恍惚惚，生活上也是充满了变数，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乐队的人员也是在创作这张唱片的过程中有了很大的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只剩下了我和贝斯手。”到2013年结束，惘闻总共发行了7张专辑，但从没有真正意义上和唱片公司打过交道，大小事务都是乐队自己打理。

同样成立于1998年的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更是有着在北京长达近20年的驻唱生涯。很长一段时间，乐队都是只有小娟和黎强两人，直到成军9年后的2007年，他们才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如风往事》；又到了2009年，才形成了现在人们看到的四人团队，并且明确了乐队的整体风格。

惘闻乐队（摄影：狄儿童）

随着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一批独立音乐人熬了过来，从90年代末的舌头、苍蝇、NO等等地下摇滚乐队在小范围内流行，到世纪初野孩子、万晓利、苏阳等新民谣独立音乐人崭露头角，再到苏打绿、张悬、陈绮贞等港台独立音乐人的强势介入。独立音乐在中国，已从早期的地下状态逐渐走入了主流观众的视野，际遇发生了根本改变。

2009年是中国音乐产业发展中的一个节点，音乐市场开始打破“一潭死水”的局面。

这一年，中国网络音乐市场蓬勃发展，并开始进入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文化部发布的《2009年中国网络音乐市场年度报告》显示，当年国内网络音乐经营单位共212家，比2008年的数量增长近一倍，在线音乐总体用户规模已达到3.2亿，同比增长28.8%，总体市场规模也已经达到了20.1亿元人民币。演出市场也在这一年开始慢慢好了起来，音乐节在全国落地开花，以草莓音乐节为代表的国内音乐节开始在全国复制。

同时，2009年还是中国音乐版权向着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年，当年3月，国内知名搜索引擎谷歌联手巨鲸音乐，推出正版音乐MP3搜索服务；11月，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公布了《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录音制品支付报酬暂行办法》，从法律条款上正式确立了对音乐版权的管理和保护；12月，中国最大的版权音乐机构松巴音乐也在线推出了以“搜索引擎”服务为基础的自助式一体化版权制作音乐服务内容系统，标志着中国版权音乐正式进入到了数字音乐版权保护时代。

伴随着2009年新浪微博的广场式社交、2011年微信的封闭式熟人社交、2012年今日头条移动端资讯类算法推荐媒体等的出现，音乐的传播实现了音乐人和乐迷群体之间的“秒达”，也改变了音乐的宣传方式。而新中产的崛起、娱乐消费的升级，整个中国开始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加速升级。2008年在一些偏远省会城市还看不到星巴克的中国，如今一些偏远县级和乡镇的行政区划里，文艺咖啡馆、特色文艺小店、特色酒店民宿亦如棋子般落地各种街道巷子里，文艺成为中国新千年第二个十年消费升级的关键词。尽管对于文艺附庸风雅的趋之若鹜曾引来评论界的一些批判，但都迅速被文艺商业升级浪潮给淹没了。在中国整个文艺升级浪潮的带动下，首先势不可挡且必然崛起的势力是民谣。

2010年以来，赵雷（1986）、宋冬野（1987）、马頔（1989）、好妹妹（秦昊1986、张小厚1987）、陈粒（1990）、陈鸿宇（1989）、花粥（1993）、谢春花（1995）等一批内地85后年轻独立民谣音乐人迅速成长起来，因为太热，民谣这一细分甚至成为娱乐圈年度数据盘点中的单独门类。

如果从“苦”的程度和时长比较上看，这一批年轻人比起前辈们，无疑是幸运的，他们是时代的宠儿。

赵雷

赵雷是北京门头沟走出来的孩子，长在胡同里，高中就开始玩吉他。2003年，17岁的赵雷开始了地下歌手的生涯，他最早在北京地下通道唱歌，后来去后海酒吧唱，小小年纪算是这一批歌手里的元老人物。在那里，他认识了同样是独立音乐人的赵照，两人亦师亦友相处数年。不过赵雷并不喜欢那里，他不爱说话，心里觉得那里的人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便选择去远方流浪，第一站他去了拉萨。日子穷困潦倒，但却自由快乐，很多故事被“绘声绘色”写进了大冰颇为传奇也颇有争议的畅销书里。

2010年，赵雷音乐生涯有了一次转机，他参加《快乐男声》但止步于全国14强。时任评委乔小刀（曾因《消失的光年》名噪一时的民谣组合大乔小乔组合中的大乔)与赵雷的“恩怨”在乐迷群体中流传甚广，这包括赵雷因乔小刀未能晋级，两年经纪约阴谋论……这一切2017年1月乔小刀在微博上发布一张合影感叹时光而看似“江湖远去”，其中曲折更显得“罗生门”。赵雷的内心世界不得而知，不似李志的较真和外放，赵雷似乎一直是一个沉默的少年。乔小刀之后，蒋步庭担任赵雷的经纪人，此后再度分道扬镳。蒋步庭现在是独立音乐人赵照的经纪人。

麻油叶厂牌成员（左起：尧十三、贰佰、宋冬野、马頔）

2011-2012年，胖子宋冬野、后来民谣“小公举”马頔、闷骚少年尧十三因为在豆瓣上聊得颇为投机，便组织了厂牌“麻油叶”。那时候，三个人挤在宋冬野家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冬天里交不起暖气费，穿着军大衣“熬过冬天”。宋冬野和奶奶还有一条名叫“呗儿头”的狗相依为命，为了供奶奶医病，宋冬野上着班，但是不开心，回家里烦的时候就在屋里砸东西，“这他妈过的什么日子！”也是在2012年，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在豆瓣上听歌，他选了一批人，其中就有宋冬野。当时宋冬野接到摩登电话，以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骗子。同时被沈黎晖看上的还有炸鸡少女阿肆，“我本来以为阿肆会比他火得更快。”沈黎晖回忆。

2012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春生》之前，好妹妹乐队正经历着生存的考验。2010年，乐队成员秦昊和张小厚同时辞职，随后来到北京准备全职做音乐。当时他们拿着借来的钱，一部分付房租、一部分用作生活花销、剩下一部分就用来制作专辑。他们真正可以用在专辑制作上的费用仅有2000元，于是就用这些钱租了一间录音棚，完成了专辑8首歌的录制。这张“自产自销”的专辑从文案到封面设计都由自己完成。他们唱着：“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原本计划做完专辑就解散各自上班的好妹妹迎来了事业的转机，专辑反响不错，不少唱片公司发出邀约，朋友中出现一位擅长商业运营的创意人，也就是好妹妹后来的经纪人奚韬。

好妹妹乐队和陈粒（图片来自好妹妹乐队成员秦昊微博）

1990年的陈粒就读于上海经贸大学，她的“苦”来自于外界突如其来的关注。2014年，从空想家乐队单飞后的陈粒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多场巡演，不错的票房开始为她带来大量关注，大大小小的项目和演出纷纷找到这个单枪匹马的女子。这段日子她过得异常艰难，失眠了半年，每天到凌晨4点才能睡着，“我觉得变化太突然。”2015年2月，陈粒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如也》，社交平台的个人主页却写着，“不签经纪约，不签唱片约，不参加选秀节目，谢谢各位大侠前辈老师”。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时她说，“我受不了，没那么多时间，也没那么强的能力判断哪些事我该花精力参与。每天接触这么多人，很消耗自己，一个人要非常用力去想怎么办，我对这个圈子还是很陌生的。”

陈鸿宇学新闻出身，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和同学就组过乐队。来到北京后，折腾过很多事情，漂泊过一段时间，失意过，但他习惯把不开心放在心里，从没说过别人半句不好。2014年冬天，他找到音乐财经记者微信留言，希望推荐一些音乐人去广播电台录制节目，2015年，陈鸿宇创办了音乐厂牌“众乐纪”，策划和创意是他的长处，我们一起讨论过很多策划案，但在执行中都不及他个人音乐事业的传播速度。到了2015年年底，陈鸿宇在北京Livehouse举办的跨年专场已经爆满，单曲首首999+，特别是《理想三旬》这首歌，2016年中，网易云音乐的评论破6万，最新的数据是15万+。

陈鸿宇

时代的变革、产业的繁荣，独立音乐崛起的过程中正吸收着越来越多其他行业的精英进入音乐行业。对他们来说，音乐产业、尤其是独立音乐也意味着无穷的可能性。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于音乐人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经理人角色。

小科普：经纪人

经纪人的首要职责是帮助艺人价值变现（俗称“挣钱”），具体工作包括为艺人接洽演出、售卖音乐、版权运营、商务合作、供应商管理、媒体关系维护等，可替代性强。经理人的工作包括上述内容但不限于此，经理人类似于创业公司的合伙人，职责是和艺人一起规划三到五年的战略发展，当眼前经济利益与长远发展相背离时，经理人要的是“未来”，也像是一位艺人IP的“首席品牌官”。

在国内，经理人和经纪人概念是混用的，通用称呼都是“经纪人”，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具有一定战略高度的经理人，也称“经纪人”。

独立音乐人的经纪人——多由热爱独立音乐的乐迷、朋友担任，在大部分情况下，一个经纪人可能兼职好几个乐队的经纪业务，其实做的是演出经纪人。稍有名气的独立音乐人会有一个小团队为其服务，包含经纪人、执行经纪人、巡演经理等岗位，分工不同，但很难区分得特别细致。

新千年第二个十年里的经纪人们

市场的规范化及资本的介入，独立音乐人的成长，新千年前第二个十年里，一批跨界而来的经纪人们开始“脱颖而出”，他们或是爱好独立音乐，或是希望实现自我价值，纷纷投身独立音乐领域，他们从其他行业带来的有益经验，无疑也为独立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这一点其实早在90年代摇滚圈的一批老牌经纪人身上就有体现，例如被认为是中国摇滚最早经纪人的王晓京，很多人知道他是崔健的第一任经纪人，却不知道他也是崔健的发小；中国摇滚背后最活跃的推手之一、唐朝、二手玫瑰、何勇经纪人黄燎原是大院子弟出身，很早便开始浸淫这般先进文化；一手将窦唯带进摇滚圈的人称“郭四”的郭传林，同时也兼做原黑豹乐队的吉他手……在那个资讯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更是依靠关系与口碑。

如今的一批新生代战略经纪人，也已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执行经纪，他们从进入独立音乐一行起，便有着既定的设想，也更善于从战略的角度入手，设定清晰的组织架构和分工体系。这样的战略经纪人与独立音乐人之间的合作，常常是以合伙人成立工作室的方式进行。

迟斌学计算机出身，最早刚毕业的时候，他做过一年南京市委组织部的公务员，后来实在受不了那么沉闷的环境，就辞职去英国读了IT和商业管理研究生。回国后去了上海，一直在外企工作。直到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去了现场，他听到了李志的音乐，加了QQ闲聊，聊聊各自的工作，很快成为了朋友，不经意间就有了几年互相讨论和商量工作的关系。这一时期的迟斌像是李志的“外脑”。

迟斌第一次正式帮李志做事是在2009年1月1日，李志在上海有一场演出，他过来帮忙，后来就开始兼职做李志的经纪人，帮他处理版权上的事情，但并不正式。直到2014年实在忙不过来了，就辞掉了工作全职帮李志。“这两年对自己感觉是李志长期累积形成的一次爆发，从2014年开始我们把很多工作正式化，梳理下来发现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只是碍于人力一直没有开展。”

2007年，大学酒店管理专业在读的“树姑娘”孙怡开始接触音乐演出行业，先后在杭州的几家场地负责独立音乐的演出组织和宣传工作；09年，大四在读的孙怡开始参与西湖音乐节，进入了音乐节艺人部分的工作团队，一直做了4届。从大学开始将近6年的演出组织工作，让这个杭州女孩有机会大量接触到中国和海外的独立音乐。“我觉得我不是出于一个乐迷心态，”她常常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些音乐人完全不了解，是没有认知的，也没感觉进入了什么行业，只慢慢听他们的音乐、看他们的采访、理解他们想表达的东西……也确实有一部分是挺触动到我的。”

2012年，孙怡加入了长期居住在成都的比利时人杰夫（Jef）创办的演出经纪厂牌New Noise，成为了该厂牌的一名合伙人。在New Noise的经历也为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工作习惯，更重要的是遇见了此后重要的合作伙伴和朋友惘闻。

孙怡

不过，刚刚收到做惘闻经纪人邀约的孙怡反倒有些抵触。“做经纪人这个事情是非常劳心的，因为你要对乐队的发展负责，要把你的职业时间依附在一个乐队的身上，担心彼此的不了解可能会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她对音乐财经说。

惘闻乐队的为人处事和做音乐的态度最终打动了孙怡，“他们自己的自律性非常好，并且乐队要做什么一直都很明确，就是在他们有创作力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留下自己好的作品、尽可能多的去传达、去感受世界不同音乐的场景。不吃老本，不沉溺于不断的演出，创作是最核心的。”她觉得，这支成熟的乐队最终坚定了自己从事经纪人这个行业的信心。2014年，惘闻专辑《八匹马》的发行，也标志着孙怡正式开始担任惘闻经纪人。

奚韬（中）与好妹妹

奚韬生于1978年，在服装和时尚领域的从业经历早已帮助他建立起了成熟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早年在河南大学读中文教育的他，仅仅在校两年就选择退学去了服装品牌ESPRIT工作，从专卖店销售干起，这十多年来，在服装行业，他带过市场部、设计部、物流部、商务部，还为品牌和时尚杂志合作的副刊干过7年多杂志的总编辑，除了财务部没干过之外都干过了。在接触音乐行业之前，他一直为一些服装品牌做品牌顾问，都是以个人形式签约，但收入体量已经相当于一家小型广告公司了。

偶然机会奚韬听到好妹妹的歌，他很喜欢这种让他能安静下来重复听的音乐，2012年好妹妹发行第一张专辑《春生》，奚韬一下子买了几十张送人，当年7月份好妹妹来广州喜窝Livehouse演出，就这样彼此认识了，“他们那时候准备出完这张专辑就准备散伙了，去上班了，那也是他们比较困难的时候。”

好妹妹《春生》专辑的发行引起了一些唱片公司的注意，2012年10月，还在全国跑Livehouse巡回演出的好妹妹接到国际三大唱片公司之一发出的签约邀请。北京是奚韬高频次出差的地方，好妹妹就把经纪合约发给“韬哥”看，开会谈合约的时候奚韬也在。出门时大家都觉得有点怪怪的，谈完不是很开心，因为条款太多了。而且秦昊个人喜欢画画，他觉得自己有很多不确定性，“有一天他不想唱歌了，要有合约在的话这儿，好像不能随时不想唱。”商量之后，三个人放弃了签唱片公司的想法，决定自己做，也是在这一年的圣诞节，春生工作室正式成立。

奚韬以经纪人兼朋友的身份先跟了好妹妹半年的演出，观察学习音乐工业的产业规律。不过，不到半年奚韬就放弃了这个想法，音乐行业的不成熟超过奚韬最初的认知。奚韬对音乐财经说：“那时候我一个月的收入是乐队一年的收入总和。哇，竟然是这样子的情况，存在这么巨大的落差。这个产业里的人，大部分都是为情怀而做。我会慢慢发现，在这个行业看到的经验好像没有什么产生特别的结果，我才真正放开自己。”

常被摩登天空内部戏称为“知心大姐”的乌莉雅素，大学专业为平面设计师，最初的工作是没日没夜的对着电脑设计、排版、出片、打样，还要盯印厂，当时的初恋男友认为，“（这工作）不适合女孩，对着电脑容易老得快。”乌莉很快选择转行，“你设计的任何作品都不是自己的，那是客户的意愿，很无聊。”

乌莉雅素

2000年，乌莉雅素进到的第一家音乐公司便是当时专门做艺人经纪的北京普涞明星经纪公司（陈戈在创立巨鲸音乐网之前的公司），当时的签约艺人包括崔健、汪峰和张亚东等。刚入职整一周的时候，老板就对她说，“你带张亚东吧！”当时张亚东刚给王菲写完专辑，乌莉心想，“这么大牌的人我怎么带啊，我刚毕业，又什么都不会……”就这样，那时自认“门外汉”的乌莉入了经纪人的行，“能让他（张亚东）按时起床、准时上飞机，这已经算我做的最牛的一件事了。”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里，乌莉做过市场的工作，在广州做过版权生意，自己经营过公司。直到2010年一个偶然机会，她以职业经理人身份加入摩登天空，那一年在北京海淀公园举办的还有摩登天空音乐节，但在前一年，已经有“草莓音乐节”。2011年1月，硅谷天堂近千万投资摩登天空，这是这间独立音乐公司走上资本化运营的开始。

胡楠

现任“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经纪人的胡楠在接手这支乐队前，有几年带主流歌手的经历。大学在广院学习录音专业的她毕业之后进入了华谊音乐，做了几年新媒体商务总监，慢慢地，她发现自己的兴趣点越来越偏向于“研究我能把这件事做成什么样”。后来随着陈楚生离开华谊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胡楠也正式做起了陈楚生工作室运营及商务负责人，负责财务、巡演行程、内容呈现等等的工作，工作内容也基本和经纪人差别不大了。

现任赵雷经纪人的齐静大学专业是新闻，但是没好好学习，光顾着实习了，原本在南京电视台记者一部当记者，后来因稿件各种被毙掉，觉得没什么意思就选择了离开。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因为错失一个部聘铁饭碗的机会，齐静父母气得三个月没和她说话，之后她就去了一家电台节目制作公司工作。2009年，痛仰乐队上齐静的节目互相认识了，双方发现很“合得来”，这一年齐静辞掉了工作，开始全职做痛仰的经纪人，因为会手风琴，她后来又担任了乐队的手风琴手。直到2015年，痛仰乐队签约摩登天空，原经纪人齐静成为赵雷经纪人。

“最开始只是朋友，那会儿总蹭他饭，沟通方式也没特别啥不一样，平时就是嬉皮笑脸地开玩笑，碰见重要的事情先咳嗽两声，严肃告诉对方：要说正事儿了，请注意听，不开玩笑。”正式成为赵雷的工作伙伴后，齐静会更加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和状态，“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点烦人，唠唠叨叨的，没有做朋友时那么洒脱。”

独立音乐人与经纪人的关系：“就像卡尺”

“老谢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生活导师。”孙怡对音乐财经说，她对谢玉岗总是以“老谢”相称。孙怡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能够遇到惘闻这样的工作伙伴和“良师益友”。

双方的合作当中鲜有分歧，孙怡把这归因于惘闻的包容度和理解度，“太狠了”。“最多就是把我的想法沟通一下，老谢也会非常支持，‘没关系，你干吧，完全支持你’。”我太多次感受到整个乐队对我的充分信任跟充分的爱护。”孙怡说。

相比于大唱片公司明确的部门构成与人员分工，独立音乐人和经纪人的关系明显要比主流歌手与经纪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很多经纪人和独立音乐人不仅仅是工作伙伴，常常还是生活中的朋友，相处到后来甚至已经和亲人无异。

孙怡也承认，作为经纪人，和独立音乐人相处和磨合的过程并不容易，“还是要找到双方合作的一个平衡点吧，首先是他的音乐本身应该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够让你产生合作的动力，其次大家能够在做事的方式方法上有足够的相互信任。”她觉得经纪人就应该做一个音乐人的“放大器”，“你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地好好把你信任的东西推广给更多的人，去呈现，不要去干预他们本身创作的想法，也不要去给他们说市场是怎么样的。你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感受到的和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传达出去，尊重他们的想法，多去聆听、体谅跟理解，建立充分的信任。”

迟斌和李志

迟斌是一个不喜欢重复也闲不下来的人，工作中有点龟毛，但自己不会去做最高决策，他和李志当然也会有分歧，但迟斌的处理方式是把所有方面都考虑周全，利弊都摆在李志面前，让他自己做选择题，然后迟斌去执行。“大多数经纪人和经理人最需要克服的难题是和艺人的关系，如何互相契合，处事习惯相似，大部分事情上的价值观接近，才比较不容易有大的分歧。在这一点上，我很幸运，这不是我最大的困难。我的困难是需要不断想出新东西来，我和李志都不喜欢重复过去。”

在主流唱片公司工作过的赵婧雅目前担任众乐纪的副总，她刚和陈鸿宇接触时，有一次在外地演出，就问陈鸿宇“要不要派车接？”陈鸿宇连连摇头，“不用不用，我自己走着去。”赵婧雅特别喜欢现在这份工作，她曾感叹道：“独立音乐人和流行音乐人的风格太不一样了，和陈鸿宇的相处更像是朋友和亲人，没有那么多规矩和需要注意的地方，但实际工作中你要有非常强的策划执行和落地能力。”在做流行歌手执行经纪时，她和她所在的团队需要为歌手提前准备好某品牌咖啡，而且不能热也不能凉；工作状态常常是：需要在接机时，安排另一个工作人员在指定的咖啡馆排队，掐好时间，把“不凉不热”的咖啡飞奔送到歌手手里。

不过，并不是所有经纪人都能和迟斌和孙怡们一样幸运。出于各自的能力、目标和追求等等的差异，经纪人和独立音乐人的相处过程能否建立起信任，也常是一个难解的命题。

去年火起来的某民谣独立女歌手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巡演总结为自己“一人策划和执行”，但后有其团队成员在后台留言称“太心寒了”，据前经纪人称，她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执行及经纪团队，谁在她身边也呆不长，另一位民谣女神一直没有固定经纪人。而曾与另一位90后民谣女歌手合作过的经纪人李木（化名）透露，有一次巡演途中，在台下音乐人歌手指着所有工作人员鼻子骂，李木说：“那种觉得所有人都吃她的喝她的还分她的钱，否定团队否定所有人劳动，说实话真的很难受。”

在台湾众多唱片公司工作过的夏子（化名）在2015年开始转型带乐队。对于主流歌手的经纪人来说，他们都有自己的“套路”，所有环节会控制得会非常严格。但是夏子在带乐队的过程中，他以前的那一套好像“无用武之地”了，对乐队的控制力也很弱，适应的过程痛苦而漫长，以至于一度纠结自己是不是还要回到主流去。另一个带独立乐队几年的经纪人妹子后来不再做这份职业了，这份工作需要有极强的自律能力去为乐队做发展规划。在具体工作中，仍有一些不大不小的尴尬，“凌晨叫你赶紧爬起来去给乐手买避孕套，你买不买？”

“经纪人需要成为一个黑洞，能把所有东西都吸纳进去，不然做不了这个行业。所有的好事都跟经纪人没有关系，但如果有任何一个地方不好，问题都是经纪人的。因为在歌迷心中艺人是不可能出错的。”蒋步庭感叹道，“独立经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绝大多数独立音乐人经常出现早上晚上想法不一样的问题。”

属于“创意型”经纪人的奚韬最初在介入好妹妹的时候，会先按照艺人的方式走，不会做任何决定——这也是一个慢慢建立彼此信任的过程。奚韬和音乐圈子接触很少，至今也没有主动去靠近过，很多人会觉得经纪人这份工作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谈价格、找演出，但奚韬说：“价格在我这里非常简单，占到我时间不到十分之一，我根据市场定了一个价格，永远比市场高10%，而且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2015年3月，在张小厚的介绍下，奚韬和陈粒相识，当时陈粒和秦昊曾经面对的问题一样，“万一有一天我不玩了怎么办？”合约在身就是压力，奚韬接过了陈粒的经纪约，完全尊重她的想法，如果有一天不做了，奚韬完全没问题。

很多人都在询问奚韬什么时候带下一个新人，但奚韬并不想做同一类艺人。“好妹妹做了之后我并不想做和好妹妹一样的，陈粒的发展就是和好妹妹完全不同的，她真的是有无数种音乐上的可能性，这对我来说才会有更多的兴趣来去做这些事情。”2015年9月，陈粒和前女友祝星分手，恋情八卦在微博和粉丝群体中引起不小的关注。在初步沟通的几个月时间里，奚韬发现陈粒其实内心并不喜欢外界对她与音乐无关部分的过多关注。也许在流行音乐圈，没事也要制造出一点事情出来刷存在感，但陈粒根本不用，奚韬说：“陈粒在音乐上的可能性实在太多了。”

知名音乐人姚谦在与陈粒的合作中也常对音乐财经感叹陈粒的才华，“她身上毫无傲气，除了音乐部分，其它的事情你说怎么办她就怎么配合，自己会拿本书在旁边默默看。”这种待人处事的从容和随和，姚谦只在从前的王菲身上见过，“我见过太多音乐人，他们最容易出现的两种情绪是自傲和自怜，一旦出现这样的苗头经纪人不加以疏导，那音乐就真的完了。”

奚韬和陈粒确定了战略方向后，在半年时间里陈粒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陈粒专注于把自己的音乐做好，此后音乐作品不断。就连某互联网平台高管都曾对音乐财经感叹，奚韬这个家伙“我不发我就不宣”，有时候特别轴，根本不看情面。

奚韬说：“第一、大家有没有共同的方向，自己要去哪儿？第二、考虑工作量的问题，根据他们的想法提前做规划。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计算的问题，你要知道他是一个人，工作频次上、情绪上、压力上，底下你要做太多的工作，保证一切都是和艺人的想法相吻合的，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一起往前走。”

奚韬擅长分清事情的优先级，他认为作为经纪人的角色，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艺人的性格和音乐风格、了解市场，分析清楚用户群体是谁，在哪里？综合这两个方向，经纪人制定出比较准确的战略，知道未来三年、五年音乐人会成长到什么阶段，这是最重要的。奚韬把繁琐性的工作变得极其简单，不让它占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反而工作室有执行经纪人，会去跟演出，处理所有繁琐的事情。

“我跟奚韬他们还不太一样，”乌莉说，“我的情况相对来说要更复杂一点，他们管理的是一个艺人团队，我管理的更多是一个经纪人团队。独立经纪人的优越性就在于，决定和沟通的时间成本不会特别高，有话语权的经纪人一定擅用时间去做很多和艺人经过商量出来的决定；但在摩登这个体系里，可能沟通的环节就会变得更复杂。比如经纪人和艺人沟通完了，还要跟我沟通，我还需要和老板沟通，沟通完的结果才能转换到乐队跟经纪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最难的，这当中就要有包容和理解，所以对我们来说，沟通能力就变得更重要了。”

很多时候，最让乌莉关心的问题就成了：“我怎么才能把（经纪团队的）这些人都带起来”。2010年她进入摩登天空之初，经纪团队只有两个人，签约艺人只有7组；经过7年的飞速发展，到现在摩登天空已经拥有了一支36人左右的经纪团队，签约艺人达到了72组。这支经纪团队的岗位包括了经纪人、执行经纪人、经纪助理、巡演经理、企划和宣传等，总共分为三组，每组分别对应负责一部分艺人。

不用说，这些都对乌莉和她的经纪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言语间也已经不再像说“你就把所有乐队都管了吧”那般轻松。

同样，在具体工作中，相对于大唱片公司的偏“流水线”的工作方式，经纪人和独立音乐人在合作时，更具有“共同生产一件作品”的参与感和融入感。

“你最终要把这件事做出来，一定是有一个共同点的，不然就会变成一个灾难，就像在拔河的两头，你做你的，他做他的，那就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胡楠对音乐财经说，她觉得和独立音乐人合作，更重要的一点还是价值观的统一，之后就是团队的配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成整件事的，我觉得独立音乐人跟经纪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就像卡尺一样，互相之间一定要合在一起，才能变成一个能够有机运转的整体。”

能够有这样的合作模式和状态，往往和双方最初建立合作的初心离不开关系，一个音乐人工作室就是一家创业公司，聚集在一起的首先也一定是价值观相近的人。

随着行业的进步，也迫于现实发展的需要，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人开始有意识地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经纪人。对于音乐人来说，有一个好助手可谓“事半功倍”。即使一批音乐人身处同一赛道，在旗鼓相当的背景下，无论自己要的是“好作品”、领先的影响力，还是经济上的回报，一位“合适”的好搭档是永远的需求。与其花费大量时间亲力亲为，不如真的多下点功夫，找到“对”的那个人，让一个团队一起释放创意、才能和激情。

如今职业化和专业化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曾经那一套混江湖的模式已经玩不转了。如何与艺人相处？如何自律并建立起团队之间基本的信任？如何做好战略规划，落地执行，更好的“呈现”并“放大”艺人的影响力？这是每一位有志于投身独立音乐经纪人需要修炼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