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人民文学》杂志在第11期发表了一篇名为《骑兵列传》的短篇小说，作者是59岁的剧作家汪曾祺，此前他最大的文学成就，就是完成了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编剧工作。

《骑兵列传》的蓝本是汪曾祺在5年前为了剧本《草原烽火》而前往内蒙古搜集的一系列采访资料，当时他与几位同事开着吉普车在草原上奔走数月，返回北京后汇报，内蒙并无抗日题材可写，因为日军从未踏进这些草原。几年后的这部改编小说问世后，同样没有产生反响。老作家的新尝试出师不利。

选择在耳顺之年重新拾起小说创作，汪曾祺绝非一时冲动，早在四十多年前，当他还是个西南联大学生的时候，文学创作对于他已是生活中的要事，那时他喜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并在昆明的《今日评论》杂志上发表处女作，经手编辑是他的老师沈从文。

当年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已经走过了坎坷的中年，曾给予他许多启发的老师沈从文也已临近暮年。当汪曾祺协助沈从文重新整理文集时，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老师的小说。汪曾祺突然意识到，《边城》、《三三》中的农村少女，正是他一直寻找的小说人物气质，这种不自觉的模仿被他归结为，“我是沈老师的学生”。

1980年8月12日，汪曾祺完成了《受戒》的创作，这篇小说成为汪曾祺在1980年代文坛大放光彩的真正起点，他摒弃了一年前《骑兵列传》里的革命化写作——那已被市场证明失败，转而向1930年代的故乡高邮和第二故乡昆明寻求经验。在《受戒》的篇末，汪曾祺留下一行字：“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四十三年前的汪曾祺，还是十七岁的少年，在江苏的中学里苦读，偶尔幻想将来能遇到一番“吊儿郎当”、“寻找潇洒”的人生，两年后他报考西南联大，正是由于听说构成这所临时大学的三所学校学风自由。

西南联大的八年时光塑造了许许多多像汪曾祺这样的年轻人的人生态度，他在昆明认识了沈从文、闻一多、唐兰、金岳霖、朱自清，同时昆明远离战火的市井生活也吸引着他，直到几十年后，在回忆起联大岁月时候，他依然能对汽锅鸡、炸甲虫、绿杨饭店的故事娓娓道来。

1947年，汪曾祺选择在上海出版他的首部文集《邂逅集》。但这个开始并没有带来一个崭新的文学新星。中国社会的巨变已经在发生了，这一年的7月，在华北和东北的战场上，中国内战的天平开始倾向共产党，两年后，毛泽东在北京宣布新中国成立。

这一时期的汪曾祺未再从事文学创作，而是辗转于《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等杂志担任编辑，同事中有作家赵树理。直到1957年，受到文艺界“百花齐放”口号的感染，汪曾祺再次提笔写了若干散文和诗歌，这一年2月出版的《中国建设》杂志封面上，宋庆龄乘坐和平鸽手中挥舞着橄榄枝，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想象被定格在这个的春天。但仅仅三个月后，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

身为一名普通编辑的汪曾祺并未首当其冲，他似乎也不认为自己会受到冲击，然而第二年夏天，因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右派指标未完成，汪曾祺被补划为右派，被下放河北张家口。面对如此荒诞的现实，汪曾祺在临走前留给妻子一封信，信上写：“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就回来。”

下放的决定让汪曾祺诚惶诚恐，他后来无数次提到自己当时确实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他希望以诚恳的纠错态度赢得组织的宽宏大量，在张家口的日子，汪曾祺躲在马铃薯研究站画植物图谱，每天的工作非常规律、简单。一年后，监督他的工人组长在汇报中认为汪曾祺和群众关系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

不到两年，汪曾祺就回到了北京，但原单位不再肯接收他，经过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的协调后，汪曾祺在42岁这年被调往京剧团任编剧。隔年，汪曾祺就被委任了一出剧本改编任务，1963年的整个冬天，汪曾祺和几位同事住在当时游人稀少的颐和园里埋头写稿，不时还要与领导沟通细节。

1964年，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在北京公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这部改编自同名沪剧的作品，并给予高度评价。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指示《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表扬了《芦荡火种》。隔了一天，江青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读到了这个消息。

《芦荡火种》之所以会从沪剧被改编为京剧，正是得益于江青的推荐，但最初的改编版本并不理想，江青就不再过问此事。这次再次改编后公演大受欢迎，江青开始注意到了这位叫汪曾祺的编剧。

同样得知《芦荡火种》公演成功的还有毛泽东，他对剧名感到不太满意，便做出指示：“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做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沙家浜》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汪曾祺的处境，他在剧本中倾注的心血得到了回报，那些雅俗共赏、流露出浓厚京剧韵味的唱词令江青激赏不已，他甚至从苏东坡的诗句中取材，将“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化为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锁三江”。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作为有历史问题的控制使用对象，汪曾祺被关进牛棚，从一个昨天还炙手可热的主力编剧沦为为单位倒煤的专制对象。

但《沙家浜》再次救了汪曾祺，1968年，劳动中的汪曾祺突然接到指示，称他已得到“解放”，并迅速前往人民大会堂参与《沙家浜》的定稿讨论，原来是江青认为这出样板戏值得进一步修改，将原有的主角阿庆嫂降为二号人物，而原本的二号人物郭建光则改为男一号。江青拍板：让汪曾祺来写。

从此，汪曾祺的生活待遇翻天覆地，从日常饮食到换洗衣服均得到彻底改善，1970年5月的百万军民天安门集会中，汪曾祺甚至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一部分被关押的知识分子从报纸上读到汪曾祺上天安门的消息，甚至产生了“我们知识分子有救了”的希望。《沙家浜》后，汪曾祺连续参与了《红岩》《杜鹃山》《草原烽火》的改编工程。

在尊严被践踏的不堪境遇里，是江青的个人意志挽救了汪曾祺，让汪曾祺在文革结束后经历了一些曲折。当他摆脱了这些历史问题的枷锁后，通往1980年代的文学尝试已经他在脑海里酝酿很久了。

此后的评论家，一直在争论对于汪曾祺这样的人，沈从文和周作人甚至鲁迅们对他的影响究竟几何，有的人将汪曾祺誉为“中国最后的士大夫”，认为他在1980年代的新时期创作直接上承1940年代的文学传统；也有人声称建国后的30年对于汪曾祺绝非空白，不论是文革十年还是前十七年的创作，均是形成后来汪曾祺散文风格的基石来源。

不论这样的争论何时到尽头，汪曾祺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始终将持续下去。他的经历可被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波谲云诡的政治中被反复折腾的样本——少年时代来到大后方，在中国最精华一代的教授门下学习知识，又在民族前途发生大转折的数十年时光里遭到政治势力的雪藏、迫害和赏识，最终在创作力最旺盛的年纪听命于政治人物，成为文艺领域的笔杆。

英文中有“荒野岁月（The Wilderness Years”之喻，原本出自温斯顿·丘吉尔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政治失意的二十余年时光——当时没人能想到这个看起来老态龙钟的老头会在几年后临危受命，发誓“以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报效英国。作为大器晚成的案例，汪曾祺在29岁以后蛰伏近三十年，以坚韧乐观的品格度过了他的“荒野岁月”，尽管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洗牌中反复受牵连，但他最终幸存下来，并在1980年代后回归年轻时在西南联大体认到的人本主义思想，在文学衰微的年代帮助读者重新感知到了这个国家的散文传统。

在汪曾祺本人的回忆里，他一生最悠闲的时光仍是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候回京的日子，那时他和三十几个工人同住，室友们吵吵闹闹，没事就聚在一起高唱山西梆子，汪曾祺就在这种环境中看书、写字。他在给北京朋友的信件中写了一首颇有田园闲情的长诗，其中有两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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