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David A. Palmer认为，中国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宇宙观与身体观塑造了包括武术、气功、中医在内的一系列独树一帜的身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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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周里，“武术”这个遥远又意蕴深长的词成了公共话语的中心。武侠小说家们笔下的武林江湖、绝世武功，是否真的无法找到丝毫现实对应？传说中的武术大师们，是否只是神话？
虽然“崇文抑武”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但武侠的确存在过。余英时在《侠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侠”从古代的“士”阶层演变而来，在商周时期，“士”大致是文武兼备的，到了春秋之后才开始有文武的分化。到了战国时代，文士与武士已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
然而与西方的“武士”或“骑士”构成古代西方武力主体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侠”即使在武力极盛的西汉时代也没有成为国家武力的一部分。相反的，在朝廷的眼中身怀武术的“侠”是一种必须予以控制或消灭的敌对力量。自汉代以来，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向重文轻武的道路，“侠”作为武力集团逐渐解体，所以中国的侠在军事史上从来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后来甚至和“武”没有了必然联系。
与此同时，武术作为一种体育文化延绵至今。据《周礼》记载，周代贵族需要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射”指的是射箭技术，“御”指的是驾驶马车的技术，“乐”指的是音乐，其中就包含武乐。这与柏拉图的理念——良好的教育应该融合文学、算术、音乐和军事操练——不谋而合。然而正是因为皇权社会对武术的打压，中国武术基本由民间塑造，逐渐从军事训练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中国特有的身体修为之道、冲突环境中的自保前提。
武术内涵和实质的重大改变从清末民初开始。在研究了中国武术在1865年至1965年期间的变革后，美国独立学者Stanley E. Henning在《现代世界的武术》（Martial Arts in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撰文指出，在进入20世纪后，传统武术在受到西方现代文明冲击的城市地区迅速边缘化；武术逐渐转变为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下自保求存的“国术”，并在1949年后被国家进一步规训。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David A. Palmer则认为，中国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宇宙观与身体观塑造了包括武术、气功、中医在内的一系列独树一帜的身体实践。因此，尽管在进入20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武术世俗化的尝试，却无法完全消除其宗教色彩。这或许也正是我们一直对武术真伪存疑的原因。
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列强进犯，19世纪中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内外交困的纷乱时期。
这同样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西方军事操练和体育训练技巧的时代。李鸿章分别于1880年和1885年成立了天津水师学堂和天津武备学堂，在这两所学校以及之后在武汉、南京等地相继成立的新式军校中，来自德国、英国和日本的教官按照西方军事体育训练的模式操练学生，培养新式军队力量。另外，外国传教士也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西式学堂，其中最早的一所是于1879年在上海成立的圣约翰大学。开设西式学堂的目的原本是为了给在华外籍子女提供教育，之后逐渐也向中国学生开放。这些学校首次向中国引入了西方生物科学、解剖学和体育训练教学法。
与此同时，传统武术文化仍然在大城市外的广袤地区流传。翻阅1880年代的《点石斋画报》，我们能看到形形色色的武林江湖故事，其中既有个人的武术修行经历，也有拦路抢劫、盗窃、流氓骚乱等惊险传奇。
其中一个叫做“四美比武”的故事，讲述的是四位年轻女子常年在自家庭院中苦练练就了一身武艺，尽管貌美，却因功夫强大而无人敢来求娶。
“女中丈夫”则描述了一个妻子为了营救欠债被绑架的丈夫勇闯鸦片馆的故事。女子在与鸦片馆主人起正面冲突时出其不意地一脚将对方踢倒在地。另外两个男人从不同方向向她袭击，她用双手将两人同时击翻。还有六人见状从侧面向她冲去，女子假装摔倒，立刻又跳起用一个飞旋腿将其中一人踢倒，接着击退三人。剩下的人不敢再轻举妄动，女子遂牵着丈夫的手扬长而去。
这种种故事或许有着幻想色彩，但它们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是，武术是人们在乱世中的自卫术，让即使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也得以生存下去。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术开始由个人自卫发展为一种民族自卫的手段与象征。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这种民族主义热血渲染下对武术的信仰失控的一个最好例子。1909年，中国第一个民众体育机构“精武体操会”在上海创立，霍元甲受邀传授武术。“精武体操会”于1910年更名为“精武体育会”，在教授传统武术的同时也教授西方体育竞技项目。
辛亥革命后，各式体育训练机构如春笋般冒出，其中既有私人组织，也有省级政府和各地军阀培植的军事机构。
民国军阀、武术家马良（1875年-1947年）是热心推动传统武术的知名人士之一。他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常年研习少林拳和摔跤术。1900年，马良邀请一些知名拳师着手创编《中华新武术》，此后又于1911年和1914年两次邀请知名拳师修编此书并将之积极推广为军事训练教材。这本习武手册用简明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中国传统摔跤、拳法、棍术、剑术等内容。至1918年，《中华新武术》成为“军警必学之术”，国会则将之定为全国各中等学校、专门学校、国民学校乃至全国的“正式体操”。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时人达成的共识是现代军事操练、竞技和体育教育才能真正提升国人的身体素质和军事能力。1917年，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及“中华新武术”，但指出体育运动的必要性，认为其主要目的是令国人强身健体增强勇气。鲁迅则于1918年和1919年撰文批判“中华新武术”，将之等同于义和团的那些“迷信”做法。在争辩中，“中华新武术”被当做传统主义和反民主的象征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1928年3月24日，“南京中央国术研究馆”在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张之江（1882年-1969年）的积极推动下成立，张之江担任了第一任馆长。同年6月，“中央国术研究馆”更名为“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以“术德并重、文武兼修、强种救国、御侮图存”为馆训，旨在整理中国武术资料，建立全国国术馆体系，培养武术师资，提升国民健康，以国术救国。武术遂正式以“国粹”的姿态成为提升中国人民族凝聚力、抵御外敌的手段。
1930年，中国教育部规定公立学校将武术纳入体育教育课程。为了满足师资要求，中央国术馆于1933年成立了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中央国术研究馆还曾于1928年10月和1933年10月举办了全国国术考试。考察内容包括学科和术科。学科包括三民主义、国文、地理、历史、算术、国术源流、国术学、生理学、军事学和音乐。术科包括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等拳术；剑、刀、棍、枪、鞭等器械；气功、铁砂掌等功法；散打、摔跤、长兵、短兵等格斗项目。
国术考试的运行极不理想，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拳法的不同门派、风格差异过大，而中央国术馆最初只将拳术分为武当和少林两个分支。武当派包括太极拳、形意拳和八卦掌；少林派则涵盖了所有其他类别的拳法。传统武林间的门户成见陋习引发了少林、武当门户歧见之争，直接导致了中央国术馆在1929年的改组。
1934年，中央国术馆成立中央国术体育研究会，试图规范武术的各种派别。一些国民党官员支持武术规范化，因为他们相信这有助于统一全国。褚民谊（1884年-1946年）将太极拳元素与现代体操元素相结合，创立了“太极操”。1940年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这成为了这一傀儡政权的“国民体操”。
民国时期中国武术的高亮时刻是1936年。张之江带领9名武术队员前往德国柏林，在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表演中国武术，其广受好评的程度与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平平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讽刺的是，“太极操”是武术队员们的开场表演项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官方的武术推广运动渐渐式微。
这种语境也在逐步发生变化，武术除了摔跤术以外通常更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非一种运动。武术因此常常以个人操和团体操的形式出现，武术招式经过修改后能够非常容易地融入政治宣传表演中用来提振士气，且无论男女都可参与。即使是在今天，学生军训中也含有类似武术的团体操训练。1949年后，武术面临更密集的规训，国家强调将武术打造为一种标准化的、无冲突的、以展示表演为中心的传统艺术。
我们再把视线倒回到新文化运动。
在中国从“天朝上国”沦为“东亚病夫”后，许多知识分子将中国的弱小落后归咎于与西方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中国传统与迷信：中国人健康状况低下，难以与侵略者抗衡，传统中医难辞其咎；中国军队抵挡不住西方士兵的枪炮进攻，是因为武术只是花拳绣腿没有实战价值。他们认为，无论是传统武术、修身还是中药都应该现代化，用生物医学和现代军事操练、运动和体育教育取而代之。
陈独秀在1915年为自己主编的《青年杂志》（即日后的《新青年》）撰写了发刊词《敬告青年》，其中的言论颇具代表性：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Palmer指出，任何文化的核心都是它的宇宙观，而中国宇宙观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人的身体观和身体实践从西方的角度来看的确怪异。武术、气功，乃至中国的草药治疗、针灸，都建立在相同的宇宙观中。
在西方科学世界观中，世间万物都由基本粒子构成。生物体的等级越高，其基本粒子的组合就越复杂。关于存在，人们提问的方式是：它存在吗？它是由什么组成的？
和物质相比，中国人的传统宇宙观更关注过程和模式。我们所经历的世界是个不断延展演变、力量相互作用、能量流动的过程。关于存在，人们提问的方式是：趋势是什么？我们正处于什么过程中？这些不同的过程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而这又会对整体带来什么影响？
这一套世界观由阴阳、五行和气来阐释。宇宙中的所有现象由阴或阳分类，体现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状态。人体则被认为是整个宇宙的微缩版本。人类与一切生物具备的生命能量或动力被称为气；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均是气的运行与变化的结果。
在武术和中医无法满足现代化需要的同时，有文化自尊的中国人也开始认为单凭武术与中医的“中国性”（Chineseness）本身就令其具备强大的文化价值。如果能够“科学化”武术与中医，去掉附着其上的神秘主义和迷信色彩，用科学的态度重新解释经典理论，我们就能让武术、中医和西方体育、医学共存。
从1950年代早期开始，新中国政府就致力于武术和中药的世俗化改造。全国性的武术培训和竞赛开始出现，冥想、呼吸练习和体操传统则以气功的名义被宣传。在这些世俗化努力下，传统中药、太极拳、气功等中国身体实践通常被认为和宗教无关，且被民众广泛采用。
尽管如此，武术和中医从未能完全与宗教联想脱离开来，这些身体实践反而时不时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成为民众通往神秘主义和虔诚的出口。从1980年代绵延至1990年代早期的气功热就是绝佳案例之一。起初气功以促进民众健康为由受到官方和科学界的大力支持，但这很快导致了民众的狂热追捧，造就了一批“气功大师”、“养生大师”。武术大师神秘的功夫传承传统、武术经典文本中大量出现的道家与佛家符号和充斥着大众文化的武侠小说、电影都让中国身体实践传统中的宗教根基一次次浮上水面。
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中国传统身体实践中的经验并不总能完全用世俗化的世界观来解释。以气功为例，气功触发的精神状态和体验很多时候是难以通过唯物主义理论来阐释的，这些体验包括“气”在身体中的流动、发功或接收“气”，还有只能用“幻觉”这一生物医学名词解释的种种视觉现象。
人们为此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来找到合理的原因——要么回归宗教，使用传统文化中的那些陈旧概念；要么发明新理论，跳脱出机械唯物主义的桎梏。无论哪种方法，都只会使实践者背离通常意义下的世俗世界观。
武术中“不可言说”的部分让许多所谓的“武术大师”、“气功大师”得以钻即使无法自圆其说也无法辨别真伪的空子。在武术本就不再强调格斗和对抗的当下，这为武术的真实性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武术假不假的争论，在可见的未来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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