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争相传阅的手抄本稿纸上，在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中，在凌晨开市、清晨散去的潘家园鬼市里，甚至在城郊各个垃圾回收站的废纸丢里还隐藏着另一个北京。
今天是第22个世界读书日，由纪录片导演李秋生执导的纪录片《书声——北京阅读考》（以下简称《书声》）日前在优酷视频上线。这部纪录片共分三集，分别以北京不同时期的三个阅读地标——中关村、琉璃厂和王府井命名。
琉璃厂从清康熙年间开始就成为了北京古旧书的最大集散地，见证了300年的北京阅读史，它曾经承载了旧式文人考取功名、兼济天下的理想，现在则变成了古籍爱好者淘书会友的据点；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则见证了文革十年“书荒”之后爆发式的“阅读热”、“文化热”，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购书者把队伍一直排到了长安街上，刚到店的新书一拆包就被一抢而空；而中关村则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新文化地标，曾经聚集了一批最具影响力的独立书店，然而在电子书和电商的夹击之下，这些书店停的停、关的关，仿佛酝酿着知识媒介和阅读方式前所未有的一次变革。
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booksandfun）在与导演李秋生的对话中，一幅潜藏在这三个鲜明地标之下的“北京地下阅读地图”就这样渐渐浮出水面。它在人们争相传阅的手抄本稿纸上；在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灰皮书中；在凌晨开市、清晨散去的潘家园鬼市里，甚至在城郊各个垃圾回收站的废纸丢里……这地上、地下两幅图构成了有趣的互文，生动地记录着那个求知有罪的年代里，人们对阅读的贪恋与渴望，也再次印证了世事翻转、岁月蹉跎中，文字跨越时空的不朽力量。
最早的一本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手抄本小说，叫做《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这本小说的流行时间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据说它是根据一个强奸案受害者在公安局做的笔录改写而成，因其中有一些当时看来大胆出位的性描写而名声大噪，可以算是极度保守的文革时期许多年轻人的性启蒙。文化学者朱大可就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第一次接到《少女之心》的情景，“当时我还在上中学，已经不大记得是谁传给我的，拿到书后，我立即给它套上了毛选的塑料书皮，感觉这样会安全些”。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枯竭，书店虽然都照常开门营业，但卖的却只有一排排的毛选，和书写社会主义改造成就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公开出版物的匮乏是手抄本秘密传播的主要原因。除了《少女之心》之外，悬疑小说《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也是手抄本的代表作，这两本书的作者张宝瑞曾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总编辑，他从1967年开始写作《一只绣花鞋》，起初篇幅很短，一共就几页稿纸，为的是方便传抄。张宝瑞在写作时就坚信作品总有一天可以发表，于是他有意识地传播这部作品，先用蓝靛纸誊抄几份，由亲戚朋友带到内蒙草原的蒙古包里、西北部队的军营里、东北农村的下乡知青中间，传抄的过程中又经过不同读者不断地加工、改写，甚至连人物都多出来几个。后来在河北插队的邻居回家探亲，跟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手抄本的情节，他一听，这不就是当初自己创作的《一只绣花鞋》嘛。
与手抄本同时期存在的“秘密读物”，是“黄皮书”和“灰皮书”。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双方论战不断升级，为了更好地洞悉对手，让当时的高层干部有机会了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向，中央开始组织系统地翻译出版苏联、东欧和西方的书籍，在内部小范围发行，其中政治经济类的封面为灰色，故称“灰皮书”，文艺类的封面为黄色，也就是“黄皮书”。“周扬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他开一个书单，每本书的印数都很少，最少的只有50本，并且这50本的去向都是有明确记录在册的，比如中宣部办公厅存三本，毛泽东一本，周恩来一本，是这样。原则上讲，这些书是属于公家的，要签字才能从单位领走，看完要归还的。但实际上，很多人借走之后就没有再还回去，这些书就流到了社会上，甚至被一些高干子弟带到了插队的地方去。”李秋生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退休编辑张福生在纪录片中回忆到，他当年去插队时，就带走了家里不少书，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书是内部出版物，家里有什么就带什么，后来在知青们交换书的过程中，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批书叫“黄皮书”，这些“黄皮书”分量还很重，如果有“黄皮书”就可以换很多书来看。这其中就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开始出版的一批外国文学“黄皮书”，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三岛由纪夫的《忧国》、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都在其列。“那时我只有十六七岁，说实话也读不懂，就是图一热闹，另外还有一些虚荣心作祟，在知青的圈子里读过几本黄皮书是可以炫耀的资本，那时候看过《在路上》就好像现在的孩子看过《哈利波特》。”张福生老先生这样说。
在一个隆冬时节的凌晨四点钟，纪录片《书声》的摄制组来到了古旧书书商杜国立位于北京昌平区的家，并跟随杜国立的车一路来到了潘家园旧货市场。凌晨五点，潘家园的“鬼市”在夜幕中照常开市，杜国立是这里的常客，每周都有一天，他会起个大早，带上一万块现金，来这个故纸堆里淘宝。据说在解放前，“鬼市”是专门卖偷来的东西的地方，倒也不会有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多是些暖手炉子之类的小玩意，因为这些东西来历不清白，不能光明正大地交易，所以天一亮，集市就散了，故称“鬼市”。“现在也就是为了逃了税费吧，白天在这儿摆摊儿，潘家园市场得收费。”李秋生解释道。
在古旧书这个行当里，曾经是有严格的待客规矩和师承关系的，琉璃厂中国书店的经理于华刚的师父雷梦水，就是典型的老派贩书人，准确地说，他身上的学者属性甚至超过商人。据于华刚回忆，收书、整理、定价、交易都不是师父的长项，师父内向、不善言谈，客人上门，他只聊书、不扯家常，他记得每一个主顾的偏好，为他们留意着合适的书。清代文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说，京师一无是处，只有“三尚可”：“书尚可买，花尚可看，戏尚可听”，其中“书尚可买”，指的就是琉璃厂。而杜国立则是当代贩书人的代表，他初中都没毕业，最早是工地上的建筑工人，有一天路过废品回收站，看到一些胡乱码着的杂志过刊，就问老板怎么卖，老板说，“一本两本的不要钱，你就拿回家去看吧”，从此他就萌生了做旧书生意的念头。
杜国立在潘家园“鬼市”里颇有些名气，哪家新入了什么好书，都先要找他，不为卖给他，而是让他帮忙估个价。摄制组去跟拍的这天，恰好赶上他淘到了宝贝，花了8000块从一个书商手里买走了三本书。交易完成后，他急忙拉着同伴转身离去，直说“捡了个大漏儿”，原来书里全是一位官员给皇上的奏稿，转手就能翻个十几二十倍的价钱。在古旧书行当里摸爬滚打十多年，杜国立也被逼着读了很多书，不仅对历史朝代信手拈来，对纸张墨迹也有研究，干得时间长了，打眼打得多了，自然也就有了经验。“虽然商人的首要目的仍是逐利，但不可否认，他们也是古籍的保护者，从废纸堆里抢救出不少的古旧书，甚至是孤本书。”李秋生这样说。
而在今天，琉璃厂和潘家园之外，更大的古旧书集散地是互联网。中国最大的古旧书线上交易平台孔夫子旧书网成立于2002年，创始人孙雨田最初只是想做大学校园里二手教材的买卖，后来才慢慢接触到古旧书这个历史悠久的行业。孔夫子创立的这十余年间，除了为二手书的交易提供第三方的平台服务之外，孙雨田和他的同事们也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不少珍贵的古籍、善本和一些名家的手稿、信札等等，他用这近百万册的藏书成立了杂书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并邀请高晓松任馆长。
孙雨田说，他收藏的这些名人手迹、信札，很多都是来自废纸堆，是从收废品的师傅手里买过来的，很多有经验的拾荒者，甚至会在名人住所门口“蹲点”，凡是“带字儿”的垃圾一律捡走。李秋生在接受界面文化专访时，还提到了关于一件首次曝光的往事，大约是五六年前，一个拾荒者在去年去世的一位百岁文化老人家门口的垃圾箱里找到了三大袋碎纸，仔细一看他惊呆了，原来这些碎纸都是她丈夫生前的书信，他把这三大袋子拿回家，拼出了11封信之后就再也拼不出来了，后来被孔夫子旧书网连信带纸一起收走了，他们组织了十几个研究生，拼了一个假期，一共拼出了一百多封信。这一百多封信现藏于杂书馆，但出于对作家隐私的保护，并未对外公开展出。
类似的例子还发生在北师大前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身上。陈垣的孙子如今也已经70多岁了，并患有重病，之前一直是北师大负担他的医疗费，但由于不合规定，后来就断了，老人治不起病，就索性把陈垣的所有遗物，包括他的藏书、手稿、信札一次性卖给了孔夫子旧书网。对于孔夫子旧书网这种大规模的收购行为，当然也有人指摘其投机，对于这种批评的声音，孙雨田很坦然，在他看来，“一个物品价值的回归，往往是对它最大的保护”。
去年的世界阅读日，杂书馆请来了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学家辛德勇与读者交流，辛德勇回忆了他在北京的各大书店、书市淘古旧书的经历，书店如何赊账，给谁留书，资深店员整理书籍、定价用的“小屋”里又有什么秘密等等。辛德勇说，回忆淘书的往事，很多当时习以为常的经历，现在都觉得十分陌生，甚至近乎天方夜谭。无论你喜欢还是厌恶，读书与买书的方式都会随着时间而更迭，但阅读作为一种人类独特的存在方式会始终存续下去。
《书声——北京阅读考》第一集：《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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