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已经过去100年了,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挑选了十本关于这件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的佳作。
1917年,列宁在彼得格勒的普提洛夫(Putilov)工厂对工人们发表演说。此为局部图,原画作者是艾萨克·布罗茨基(Isaac Brodsky,1883-1939)。
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大部分历史学家相信:历史已对此有了定论。与1793年发生在巴黎的革命动乱,及查理一世公开处决反对派的那些日子类似,十月革命所代表的那段过去,今后不会再重演了。历史当然不会自己重演,甚至作为闹剧来讲也不会如此,然而历史总归也会产生一些回音。
在《列宁的艰难抉择:恐怖主义、战争、帝国、爱与革命》(The Dilemmas of Lenin: Terrorism, War, Empire, Love, Revolution)一书里,我希望将列宁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这位天才的革命家和思想家是如何以一种比其它历史人物要深刻得多的方式来形塑上个世纪的历史的。此目的要求我对两股政治思潮加以详细的考察——即无政府恐怖主义与欧洲的社会民主思想——列宁吸收了它们的菁华,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将它们综合在一起。
列宁既非圣人,亦非极权暴君,虽然人们在其1924年过世后经常给他贴上这两个标签。在混乱、残酷而恐怖的红白军内战(白军一方得到英美法及其盟友的支持)背后,其实有一系列的深层理由。
列宁从未丧失对这些理由的敏锐性,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即便重病缠身而只能卧床思考,他也以极为高昂的姿态对己方阵营的败绩进行批判,并坚持认为:一场革命如果不经常地自我更新,便会遭遇失败。“不做梦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坏的布尔什维克,”他经常重复这句话。列宁自己的梦想,是以1871年被剿灭的巴黎公社为模板建立一个政权。这个梦想构成了我的小说《对镜子的恐惧》(Fear of Mirrors)的大背景,我大概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就开始创作它(最近又由Verso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此后,与革命相关的各种悲剧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毕竟它以极为深刻的方式塑造了我的同代人,革命的幽灵依然在1968年的巴黎、西贡及布拉格街头徘徊。
不带功利目的重读一下1917年的历史以及列宁自己的一些著作,不仅可以唤起许多记忆,也能有许多新的发现。我认为有四部著作不可不读,其中两部是俄国人写的,另两部是北美作者写的。以下所列的十种著作,均有助于深化及拓展大家对俄国革命的理解。
这位作者是十月革命的参与者之一,此书是他被流放到土耳其的王子群岛期间写成的。这本书情真意切,文笔优美,迄今为止仍是对1917年革命的最好解释之一。从反革命立场——无论是从自由派的角度还是保守派的角度——出发的那些抗辩几乎没法与其雄辩相匹敌。
这本书是早期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学者的必读书。苏加诺夫是个不喜欢列宁的左派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发生时,他都在彼得格勒。作为一个为数不多的亲眼目击过列宁如何发迹的人,他记录了自己跟随列宁在芬兰登上列车,随后与他前往布尔什维克总部的全过程。苏加诺夫对二月革命的描绘显得有些自我贬低,兹摘录如下:
“1917年2月21日,周二。我坐在自己办公室里。两个打字员在隔板后面抱怨食品如何短缺,买东西如何要排长队,女人如何不守规矩,又提到有人想要打劫仓库。‘你知道吗,’其中一位女士忽然喊道。‘这场面居然都能算是革命的开端!’这帮女孩子们不知道革命是个什么东西。我自己也不怎么相信那些话。”
里德是一位莽撞的美国东海岸左派激进分子,他被派往俄国观察革命,然后很快被这场革命迷住了。他的叙述被整理成书,对美国有深远影响。几十年后,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把这段经历拍成了电影《烽火赤焰万里情》(Reds),其中相当激动人心的成分是:那些曾经接触过里德本人的目击者们也有在这部电影里登场。
当里德刚刚抵达现场,并呼吁他那些更野蛮、更激进的同志们保持冷静的时候,威廉斯早就身在彼得格勒了。他的书算是一项更加扎实的工作,其中有他与列宁及其它一些布尔什维克的对话,与另一些反对者的对话也包含在内了。
此书是谢尔盖的第一部非文学著作,直到1920年代后期才慢慢“拼凑”成书,正如他所言,“书被拆成了各不相关的小节,每一节都可以独立发展成一本新书,以特快专递寄出国”。它见证了俄国革命的广泛影响力,以及尔后的红色政权与白色反革命势力爆发内战的必然性。1936年,谢尔盖获准离开斯大林治下的俄国,随后便开始撰写关于革命后第二个年头的著作。秘密警察当局决定将此手稿及另一部完整的小说手稿封存起来,不过这两者之后都从保存它们的档案馆消失了。
此书以革命后红色政权当中的教育人民委员会为对象,是一项颇为引人注目的研究。当时的委员长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e Lunacharsky)自称是“一名知识分子中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中的知识分子”。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了,因为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最不缺的就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文化人,此处简单列举几位即可: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
柯伦泰是个坚定的反战分子,她与支持一战的温和派决裂,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她也是二十世纪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毕生为这项事业而奋斗。作为历史上首位被任命为驻挪威大使的女性,她这样写道:“我意识到,这项成就不仅属于我自己,更属于所有的女性……当有人告诉我一位女性能够身居如此要职的各种重大意义时,我经常会因此而自警……归根到底,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统治阶级尽管有接纳一些与我类似的、敢于与既有的双重标准公开决裂的女性,但它时至今日也仍坚持着某些传统的教条和虚伪的道德标准。”
文丘里有幸获准接触了一些莫斯科的绝密档案,其中包括一些与无政府恐怖主义相关的文献,他基于这些素材而做出的研究可以说非常出色。在因他的苏维埃同志大多被禁止活动而感到万分难过的背景下,文丘里还是写就了一部有关布尔什维克的各路先行者们的历史性佳作。
这本书的第一章专门解释了为什么俄国革命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的。它以一个走向衰落的帝国与一位“在决策核心捅了一个自己没法填补的大漏子”的沙皇为主轴,提供了一项富有权威性的解释。
在形势危急的关头,列宁透过这份短小精悍而又尖锐泼辣的提纲,详细说明了自己对革命的想法。他讨厌任何长篇大论。在《四月提纲》当中,列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被“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所束缚。此论所提示的政治路线与工人大众的结合,成功地把城市选民团争取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列宁的成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而《共产党宣言》也就此成为《圣经》之后出版最多的文本。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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