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家:2016年全国行政诉讼受理案件激增六成多

报告指出,当前的制度设计仍待完善: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后审判机构案多人少现象加剧,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时有发生;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滥用申请权和诉权问题也颇为突出。

 |  杨慧彩
《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16)》在京发布。图片来源:会方

《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16)》在京发布。图片来源:会方

2016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和《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的开局之年,也是为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奠定基础的关键一年。2017年4月8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组织编写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16)》在京发布。报告指出,当前的制度设计仍待完善: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后审判机构案多人少现象加剧,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时有发生;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滥用申请权和诉权问题也颇为突出。

报告系统梳理了2016年度法治政府建设领域的主要制度规范、重要实践举措及司法实践中的重大案例,并锁定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共享经济、政府信息公开等五个专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进一步提高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提供思路和建议。

报告认为,一年来中央和地方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进一步保障了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司法公信力得到加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城市交通立法正在逐步探索与完善;以合作治理方式对共享经济进行法律规制,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前所未有机遇。但也仍有不少困难和障碍存在,如政府信息公开领域滥用诉权问题;行政公益诉讼通过一年多的试点暴露出检察机关定位不明确的问题;以何种方式推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改革等问题有待深化。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受理案件增六成以上

“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后,2016年同比修法前受理案件增加了60%-70%。”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马怀德援引法治政府研究院的统计观测数据,分析认为目前行政诉讼案件的种类、复杂程度在不断增加。

界面新闻查阅蓝皮书注意到,尤其在立案登记制确立后,法院“案多人少”矛盾凸显,行政审判法官压力加大。以江苏省南通市如东人民法院为例,截至2016年7月,法官人均受理行政案件高达53.7件。除了新《行政诉讼法》扩大受案范围、降低立案要求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原告当事人滥用诉权。

“新法的实施客观上增加了政府的困难,与改革相悖、阻碍行政诉讼法发展的现象便时有发生,比如不少地方政府为遏制行政诉讼的起诉率,采取一系列不正当手段;此外,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中条文冲突、行政权与司法权冲突等问题也有待于学界在《行政诉讼法》进一步实施中给予积极回应。”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王敬波补充道。

针对以上问题,报告为行政诉讼制度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合理化建议,如多措并举加快人才培养,保障法官队伍稳定;改变将行政机关败诉率作为考核依据的做法,更加重视质量指标数据和效果指标数据;允许法院与行政机关“适度协调”,以诉讼之外的方式解决原告问题;加强法院与当地党委、政府的合作,最大限度减轻集中管辖给法院造成的涉诉信访压力等。

政府信息公开:滥用申请权和诉权问题突出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8年施行已九年,在保障公民知情权、促进政府开放透明的同时,也滋生了大量重复申请、滥用诉权等问题,针对政府信息公开提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数量逐年激增,信息公开制度的异化无疑增加了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负担,严重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报告中有学者曾调查,2013至2016年,16.2%的信息公开申请者有频繁诉讼行为,即实践中将近1/6的诉讼行为是在短时间内连续多次提出的。

《条例》在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和时代发展,急需做出调整。界面新闻检索公开报道发现,2015年初,国务院信息公开办确认:《信息公开条例》修订工作已在进行中。

在尚无实定法明文规制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该如何处理滥用申请权与滥诉行为?行政法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认为,更好的司法应对,必须镶嵌在一个更好的整体制度中,这个制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涵:提供基础性的立法规定和授权;知情权和诉讼保障与公共资源有效利用相平衡;建立行政、司法以及其他可能的权威机构有效联动的应对机制;完善逐案解决和集中处理、行为机制和金钱机制有机结合的应对制度,授予权威的集中处理机构针对不同滥用情形的裁量权等。

此外,法治研究院院长王敬波提到,法院在个案中为解决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异化问题也提供了范式。“应看到,聂树斌案,雷洋案,陆红霞诉讼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均为解决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权滥用问题提供着司法思路与示范。”王敬波说。

“中国的法治建设,最重要、最难、最核心的还是在法治政府的建设问题上。”曾担任过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的周继东感叹。“法治政府建设需要政府自身的革命,但也需要外力的推动,法治政府研究院在这方面的工作便卓有成效,对我们法治政府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要知道,法治政府的建设实际上是阶段性的、过程性的,所谓‘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也是从全国统一的角度为基本及格的标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存在一天,法治政府建设就要进行一天,2020年以后,法治政府研究院也应坚持发挥积极作用。”

据马怀德介绍,“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自2014年启动,已连续进行了3年,在行政法治学术界和实务界已初具影响力。法治政府发展报告、法治城市评估报告及法治政府奖评选等此前发布过的系列品牌,均对法治政府的建设发挥着良好的建言献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