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22岁的法国小伙伯希和在北京成为一名法国军队中的志愿兵，他在一年前乘坐“大洋洲号”邮轮经越南顺化来到北京。但时机很不凑巧，在当时的华北，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已经蔓延到了首都。

在那一年的4月，伯希和往来于北京和天津，他目睹了义和团的声势，并耳闻到许多拳民袭击外国人的案例。到了5月29日，北京周边的长辛店火车站和部分外国侨民住宅遭到焚毁，伯希和并不是记者或者军人，但他是个暴脾气的年轻人，组织了由7个欧洲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小股人马，携带武器前往长辛店，轻而易举就将受困的欧洲人解救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伯希和全程参与了发生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的防守战——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前，数万名义和团成员和部分清军一直在不停围攻这片区域，东交民巷被围困55天之久。

伯希和来到中国是为了学习汉学，但义和团的疯狂激怒了他，在写给法国远东学院院长路易·菲诺的信中，伯希和直言义和团就是“一帮歇斯底里的骗子”。他每天都参与战斗和巡逻，逮捕俘虏，在取得有用的信息后会毫不犹豫处决他们。但在战斗的间隙，他依然按时学习汉学，并完成了一些最初的研究成果。

7月17日，紫禁城内传出21声炮响，八国联军与清军达成了停战。伯希和随法国公使毕盛一道走出使馆区，与路障后的中国士兵攀谈其他，然后出其不意地，伯希和在所有人目瞪口呆之下越过路障，消失在道路尽头。

伯希和被清军轻而易举地抓到了，并被送到荣禄面前，荣禄对这位法国青年态度和蔼，并对他一口流利的汉语感到惊奇，在一番招待和关于使馆区内情况的问答后，荣禄命令一队士兵护送伯希和回到东交民巷。

这段意外堪比丘吉尔在布尔战争时候被俘虏的经历，伯希和由此成为了庚子事变中使馆区内唯一跑进清军控制区并见过荣禄、辅国公载澜以及其他重要人物的人。他在中国的外侨中暴得大名，收获了一枚俄国皇家授予的圣安娜骑士勋章，对中国的态度也产生了微妙变化。

在这场荒谬的战争过后，载澜被流放到新疆，日后伯希和将再次与他相遇，那时他们不再敌对，而是成为了探险故事中长期通信的友人。

伯希和在庚子事变中扮演了一个复杂的角色，他毫无疑问是一个维护帝国主义理念的人，认为东方只有被研究的价值，而当其个人权利遭受侵犯时，他选择参与到血腥报复中。但另一面，伯希和却真心实意的喜爱着这个国家的文化，他了解其价值，并有效的实施了保护。其中最有名并且最为人诟病的一件事是，1908年，他带走了敦煌藏经洞中的许多珍宝，无数人指责他是偷盗者，但却无法否认这使得敦煌文物免于在12年后遭遇白俄流亡部队的洗劫。

这一复杂认知直到1945年伯希和去世前仍旧延续着，正是这个人，以低廉的价格在越南、中国和蒙古购买了数万册抄本与古籍，如今，这些由他一力搜集而来的所有文献资料都可供研究者使用。

对于敦煌所发生的一切，伯希和的记叙非常详实。他来中国之初即受雇于法兰西远东学院，1902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汉堡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公布了在中亚探险的系列成果，这让法国人大感震惊。伯希和在几年后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的委派，于1906年夏天经俄国进入中亚。

第二年秋天，伯希和在乌鲁木齐遇见了被流放中的载澜，载澜赠送了他一卷敦煌千佛洞写本。在同一年，斯坦因已经从千佛洞中向外运出了超过7000卷古籍。在过去几年中，关于敦煌经文的传说在东方学爱好者中口耳相传，伯希和以为藏经洞中的宝物早已被盗掘一空，但当他见到那位看管千佛洞的王道士、并被带往藏经洞参观时，伯希和大感惊讶，他看到上万卷古代经文仍旧被叠放在洞内墙边。

后来的故事便是在中国耳熟能详的，关于他如何糊弄王道士以顺利卷走三千册敦煌文献的故事。伯希和在藏经洞中待了三个星期，凭借微弱的烛光翻阅书卷，他必须确定每一本经文甚至每一页纸片是否值得买走。

与此同时，他也在担心着其他竞争者的掠夺。“一名叫做柴达木的蒙古王公好像每年都来千佛洞，养成了在那里看‘夹板’的习惯，王道士不敢惹他生气。”伯希和在日记中写道。

相比起同时代的其他探险者，例如将所有宝物秘密运送出境的斯坦因和将柏孜克里克洞窟壁画整体切割带走的勒柯克，伯希和的表现显得不那么“野蛮”。在那时，清朝政府对于西北的管辖已大为削弱，兰州官府对于藏经洞也疏于管理，中国没有任何文物保护机构。亚洲的文明发展到如此程度，却无力保护自己的文明遗产。自从19世纪中叶尼尼微图书馆和美索不达米尔的豪尔萨巴德浮雕被西方人搬走后，人们普遍对海外考古持积极态度。由此也许能从某个侧面提供佐证：这些盗窃文物者行事傲慢的理由并非完全出自个人素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伯希和加入法军，并参加了加里波利战役，鼓动克里孟梭政府干涉俄国革命，甚至亲身参与到“东西伯利亚计划”的制定当中——这个计划一败涂地，他在中国结识了仇视红军的白俄军人谢苗诺夫，两人死在同一年。伯希和1945年病死在巴黎，谢苗诺夫则在东北被苏联红军逮捕处死。

1984年，在伯希和去世39年后，法国作家菲利普·弗朗德兰来到敦煌参观莫高窟，他在洞窟入口处的介绍牌上看到了有关伯希和“罪行”的揭露。弗朗德兰毕业于索邦大学，曾在安德烈·马尔罗门下学习，他此前从未听说伯希和的事迹。

回到巴黎后，弗朗德兰留意搜集关于这位文物大盗的生平资料。他意外发现，伯希和在法国的学术圈被视为一个伟人，他从远东带来的异国文物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和吉美博物馆中，他本人则在巴黎福煦大街上的豪宅中安度晚年——弗朗德兰原以为他会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随着了解深入，弗朗德兰眼中的伯希和逐渐走向无比复杂的形象，他不仅是学者、强盗，还是军人、探险家、政客、特务和殖民主义者。当他终于落笔完成了这本传记《伯希和传》时，弗朗德兰至少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不仅仅囿于传统东方学学者形象的伯希和。也许这个平生精彩斑斓的急性子冒险者，才是历史上那个穿梭在亚欧大陆两端的法国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