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为保障美国国土安全签署的“禁穆令”，似乎坐实了一些圣战组织的说法，那就是美国和西方的确在与整个伊斯兰世界为敌。

在去年6月造成50人丧生的奥兰多枪击事件后，特朗普就开始用“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措辞描述枪手的动机。

针对这种说法，前总统奥巴马表示，极端组织“扭曲了伊斯兰教义”，特朗普“这样的说法被人听到后，我们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友都会得到这样的信息：伊斯兰教多少带点恐怖主义”，“这让我们很难合作打击恐怖主义”。

入主白宫后，特朗普依然在各式演讲中保留这种争议说法，但掌权“满月”的他似乎也学到了教训，针对穆斯林的偏激言论有所收敛，他在2月28日的首次国会施政演说中就流露出了希望与穆斯林盟友合作反恐的意愿。

过去几年，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被西方媒体的报道吸引到欧美政治中心，聚焦于发生在英、法、德以及联合国和欧盟“首都”的暴力事件时，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其实穆斯林群体才是极端主义最大的受害者，而很多穆斯林国家遭遇的血腥袭击事件却被埋没在了浩瀚的新闻报道海洋中。

按照非营利机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给出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GTI），2014年全球共有至少32,658人死于恐怖主义行为，其中约1万人死在伊拉克，超过7,000人死在尼日利亚，超过6,000人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还有将近2,000人被虐杀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

在2015年死于恐怖主义行为的29,376人中，有四分之三的受害者出自上述五个国家。而美国国家反恐中心（NCC）早在2011年的报告中就指出，那之前的五年里，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中有82%到97%是穆斯林。

2015年11月14日，当全球媒体奔向一天前发生恐袭的巴黎、当欧洲极右翼把矛头从“伊斯兰极端主义”转向全体穆斯林时，他们似乎都“选择性”忽视了11月12日发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两起自杀式袭击。当时有超过40人在袭击中遇难，200人受伤，那是贝鲁特自1990年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炸弹袭击。

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巴黎却鲜有问津黎巴嫩的恐怖袭击？界面新闻的一篇文章评论说，从消息传播的角度来说，新闻的价值评判标准中有一条原则是“新闻接近性”。法国对西方媒体而言是“我们”，黎巴嫩和伊拉克则是“他们”。如果人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巴黎，知道埃菲尔铁塔，但对贝鲁特一无所知，那么大家显然对发生在巴黎的事情更感兴趣。

人们还有一种心理是，中东本来就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中东发生恐怖袭击要比在欧美更司空见惯。当巴黎这样歌舞升平的欧洲大都市发生恐怖袭击时，自然会有更多人感到震惊与恐惧。

媒体的报道角度和力度也存在不公平。全球最通用的语言是英语，触角最广的也是西方媒体。在欧美媒体占主导的背景下，巴黎发生了什么，确实比贝鲁特发生了什么更容易产生“信息大爆炸”的轰动效应。

当一些人对自称“伊斯兰国”（ISIS）的极端组织感到愤怒，却在被动接纳ISIS的煽动性宣传、将全体穆斯林视为同样的“敌人”时，ISIS也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西方民间社会也的确在流露出反穆斯林情绪。英国智库Demos去年8月的一项调研发现，推特上每天有7000条带有“伊斯兰恐惧症”的英语推文在歧视或攻击穆斯林群体。研究负责人卡尔·米勒（Carl Miller）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不只是憎恨恐怖组织，而是“对整个穆斯林世界都有怨气”。

与此同时，大多数温和穆斯林则被遗忘在角落，在西方右翼甚嚣尘上的大合唱中渐渐失去了声音，而他们的声音对于消弭仇恨和偏见不可或缺。

巴黎恐怖袭击后，牛津大学教授、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外孙塔里克·拉马丹（Tariq Ramadan）谴责以伊斯兰名义进行屠杀的恐怖分子，强调伊斯兰永远不会混同于这些极端分子的暴力行径。

在他声明的回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条主张将伊斯兰和个体区分开——“如果我犯了错，应该归罪于我，而不是我的宗教。”第二条回帖是：“我不是穆斯林，但我知道宗教和恐怖主义的区别。恐怖主义没有国家，没有宗教，没有灵魂。”还有一些穆斯林把ISIS视为“伊斯兰教最大的敌人”，是“全体穆斯林的麻烦”。

在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几位巴基斯坦穆斯林青年说，他们“不会为几个疯子的所作所为负责——虽然他们声称和我们一样”。“我们和你们一样，和你们有同样的烦恼、同样的渴望、梦想和憧憬。”他们对巴黎的遭遇感同身受，因为就在2014年，被塔利班杀害的132名在校学生也让巴基斯坦人痛心疾首。

伊斯兰世界中也有不少人对教义进行宽容的解释和实践，统称苏菲派的穆斯林神秘主义派别就是其中之一，仅在巴基斯坦就有数百万追随者，但遭到极端主义者的反对。2016年6月，苏菲派著名歌手艾姆贾德·萨布里（Amjad Sabri）就死在了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枪口下。

他的一位同行说：“萨布里是一位真正爱真主、爱生活和所有美好事物的人，他的爱的事业被那些在世界上传播仇恨的人缩短了，这真是个悲剧。”

曾主演《三傻大闹宝莱坞》、《PK》和《摔跤吧爸爸》的印度穆斯林影星阿米尔·汗（Aamir Khan）在巴黎袭击发生一周后的电视访谈上说，恐怖行为与任何宗教无关，没有宗教会教人滥杀无辜。

“当你看到恐怖或是暴力行为时，你不会把他称作是基督教或是印度教或是伊斯兰教恐怖分子，而只会移去宗教的标签，叫他恐怖分子。”他说。

这与奥巴马的看法如出一辙。奥巴马在去年9月一档与美国民众对话的电视节目中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是个杀人犯，还把自己的行为归于宗教，人们又会怎么说呢？

欧洲就有这样的白人杀人魔。2011年7月22日，挪威极右翼分子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在奥斯陆袭击中杀死77人。向希特勒著作《我的奋斗》致敬的他说，纳粹主义必须成为民主的组成部分。

“这些人是什么，我们就把他们叫做什么——杀人犯、恐怖分子，”奥巴马说，“要确保我们不是把他们（极端分子）与全球十多亿穆斯林相提并论。穆斯林也是平和的人，也讲道理，在美国他们同样当兵、当警察、做消防员、做老师，也做邻居和朋友。”

事实上，避免使用“极端伊斯兰”这样的字眼在过去十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国策。在描述恐怖分子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时，上述政策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都很明确。小布什就曾说过，是恐怖组织“劫持了伊斯兰教”。

加州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政治家的政治措辞会在缓和或煽动仇恨犯罪的过程中扮演某种角色。

在美国，小布什曾在9·11事件后的演说中宣布“伊斯兰教是和平的”，“恐怖的面孔不是伊斯兰教的真正信仰”，在国家元首表态后，因9·11事件出现的仇恨犯罪数量立刻出现下滑。

在欧洲，当社会因社交媒体对争议言论的快速传播而愈显分裂时，一些宗教领袖也在为西方与穆斯林世界的民间和解付出艰辛的努力。

2015年11月，天主教教皇方济各成为近代史上首位造访战区的教皇，在中非共和国与穆斯林见面。他入乡随俗脱鞋进入清真寺，向穆斯林圣城麦加方向躬身致意。他说，“基督徒和穆斯林是兄弟姐妹”。

半年后，他又在梵蒂冈会见埃及艾兹哈尔清真寺大伊玛目艾哈迈德·塔伊布（Ahmed al-Tayeb）。这是罗马天主教会与逊尼派伊斯兰最高权威自2000年以来的首次会面。

在非洲，生活中的真实故事也在提醒人们，穆斯林曾经从极端组织的枪口下冒死救下身边的基督徒兄弟。

2015年12月，一伙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在肯尼亚开枪拦下一辆巴士，要求车上的穆斯林指认基督徒乘客但遭到拒绝。一名在事件中为基督徒提供庇护的穆斯林因枪伤不治离世。

目前，特朗普对待穆斯林的态度和“禁穆令”等政策正在让几乎所有穆斯林感受到歧视——从在机场被盘问“你是不是穆斯林”的拳王阿里的儿子，到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却因“禁穆令”而不愿到场领奖的伊朗导演。这也让伊斯兰会议组织（OIC）忧心忡忡：“这种带有歧视的举动只会加大极端分子的激进。”

但正如二战电影《血战钢锯岭》刻画的传奇军医戴斯蒙德·多斯（Desmond Doss）所说，我们的世界已经四分五裂，总要有人把它重新缝合在一起。当然，前提是不要选择性忽视和忘记。

巴黎袭击事件后，一首由印度博客作者卡鲁纳·帕雷克（Karuna Ezara Parikh）写的诗曾在网上广为流传，也许每一个将穆斯林同极端主义和恐怖袭击混同的人都应该认真品读一下。这首诗这样写道：

我们应该为之祈祷的不是巴黎，而是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贝鲁特在巴黎遇袭两天前遭遇了炸弹袭击，但媒体不闻不问。

在这个世界里，一枚炸弹在巴格达的一个葬礼上被引爆，而没有人在账号的状态更新中写上#巴格达，因为没有一个白人死去。

为这个世界祈祷。

这个世界把恐怖袭击怪到难民危机头上，却不去区别袭击者和与你一样在袭击中四处奔逃的穆斯林。

为这个世界祈祷。

这个世界有许多人在不同国家辗转数月，背上的行囊是他们唯一的所有，而他们却被告知无处可去。

为巴黎祈祷，但请祈祷更多，为那个已经没有祈祷者的世界，为那些已经没有家园可以守护的人们。

为每一个角落都正在坍塌的世界，而不只为那些我们熟悉的铁塔和咖啡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