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科斯11岁时被父亲带去接受一位颅相学家的鉴定，那位神秘人物为科斯写下的职业建议是“科学与商业、银行业、会计”，并在相签一栏推荐了几个业余爱好：园艺和家禽饲养。

这场预言出人意外得精准，科斯本人在晚年回忆起这件趣事时仍然对这场巧合感到有趣。那时，他已经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制度经济学家、法学家，并擅长以家禽饲养方面的案例为自己的理论铺陈证据，例如他在1960年围绕“社会成本问题”所举得农场主-牧场主案例，以及他与罗纳德·福勒合作的生猪周期研究。

尽管早有预言家在先，但科斯也多次提起过，他成长为一位经济学家乃是一系列偶然的产物，在1927年的大学入学考试时，这位从小因疾病困扰在残疾人学校念书的英国青年，成绩最突出的科目是化学和历史，而科斯酷爱历史。

唯一的问题是，科斯在中学时代耽误了一整个学年，错过了学习拉丁文的机会——在那时的英国，不通拉丁文而攻读历史学，无异于徒劳。科斯转向化学专业，但很快，他发现化学领域所需要的数学知识“不符合自己的口味”。最终，科斯唯一能进入的专业只剩下商科，而作为一个受社会主义思想吸引的人，经济学被认为也许会很有趣。

1929年，科斯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正式成为一名商科学生。那时的LSE星光灿烂，哈耶克、罗宾斯、卡尔多、普兰特，这些后来名垂经济学史的名字当时都在LSE的教职工名单上。其中对科斯影响最深的是专注于产业组织的普兰特。

普兰特对阐述系统化理论缺乏兴趣，但他的竞争理论对科斯启发很大，从普兰特那里，科斯第一次意识到，生产者互相最大化自己的利润，通过竞争使得价格与成本趋同，从而使消费者间接获得最大利益；同时，政府在经济体系中不总是起到正面作用，他们往往促成垄断而不是竞争，而经济系统的本质是竞争性的。这一系列思想在后来被在科斯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深重烙印。

但在当时，列宁建立的苏联对英国经济学家形成了一次理论考验。苏联采用计划而不是价格系统作为协调和分配的手段，并且，科斯还观察到，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企业里，实质上的中央计划型经济也广泛存在。他决心破解这一谜题。

大学毕业后，科斯落实了一次赴美考察，他的兴趣在于“不同产业之间的组织结构为何存在差异”，在他看来，苏联的计划经济做法意味着背离专业化的变动，而将经济要素置于单一控制下的做法，反而能降低成本。这令人困惑，他不断修正和完善普兰特的理论框架，最终获得了深刻洞见。

1937年，科斯发表了成名作《企业的性质》一文，这篇文章试图解释企业为何会存在以及企业活动的规模由什么决定。他从多数经济学家很少关注的交易成本概念中获得启发，指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当内部组织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企业就会出现。

他进一步构建出了一套易于操作的企业理论模式：当先前由两个以上企业组织的交易变为由一个企业家组织时，便出现了企业合并；当先前在不同企业家之间由市场完成的交易变成由一个企业家组织时，便出现了一体化。企业通过这两种机制实行扩张。

这篇文章中显露的思想源自边际替代学说，科斯本人在评价自己的分析成果时认为，他“成功地把组织与成本联系到一起”。但这篇文章在学界并未产生太多反响，事实上，它被频繁引用要等到30年后。这些思想在20世纪下半叶连续启发了奥利佛·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塞茨等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与企业性质话题类似，科斯对于大型国营机构打击私企的行为投以大量关注。在与普兰特相处的几年中，科斯早年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情怀烟消云散，但他对公用事业（public utilities）问题兴趣不改，英国邮政、广播、供水、天然气与电力供应系统均被纳入科斯的视野里。

1951年，在LSE断断续续度过了20年后，科斯远渡重洋闯荡美国，在布法罗大学中谋求到一份教职，之后辗转于斯坦佛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在美国，他将英美两国在公用事业上的措施进行对比，拓展见解，于1958年发表了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研究，科斯建议取消对分配波段频率的行政调控，而是诉诸价格体系，他坚信这会使得频段资源利用效率大为提升。

这份研究后来促成了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的发表，人们熟知的“科斯定理”正是在此文中应运而生：科斯声称，无论初始产权如何分配，若交易成本为零切产权被完全界定，当事人的讨价还价最终会带来有效率的结果。

人们可以在这些研究中清晰看到科斯对于政府在经济行为中扮演的角色的态度。面对失衡状况，经济学家经常仓促地向政府提议各种管制性方案，但往往适得其反，这在广播业的案例研究中表达得最为清晰。科斯从中看到了市场机制如何在经济学家们认为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获得活力，他同时还想表达：许多经济学者声称的市场失灵情况，其实根本不是市场失灵。

1964年，科斯前往芝加哥法学院任教时，他关于经济学的观点已经完全成型，并且最重要的两篇文章已经完成。“那些典型的‘芝加哥课程’，我在普兰特哪里已经学过了。”1983年，退休两年的科斯如此讲述，但人们还是相信他与芝加哥学派之间的亲密联系，或者说，人们相信他“融入”了芝加哥学派。

科斯没有因为职业生涯的结束而从学界隐退，他笔耕不辍，早年论文的影响因子越来越大，最终在1991年，他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年后，由斯蒂文·米德玛博士执笔的《罗纳德·科斯传》问世，作为经济史学者，米德玛所做的这本传记与其说是科斯个人的生平，不如说更像一部经济学断代史。作者从研究课题出发，历数科斯一生中经历的思想转型与学术探索，捕捉那些伟大思想喷薄而出的刹那。即便在这本书出版20年后，这仍然是试图了解科斯的读者当仁不让的首选。2017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将这本书中译本引进出版。

毫无疑问，科斯是经济学史上的另类，这在2013年他以102岁高龄辞世后收获的纪念文字中可见一斑。在唯理主义经济学一家独大的年代，罗纳德·科斯以其深邃缜密的头脑继承19世纪经济学开拓者们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坚持对真实世界的研究，最终以创见性的研究成果为这种在20世纪早已式微的古典方法论重新赢得荣誉。作为法学院的教授，科斯的确对不少经济学家着迷于在黑板上移动曲线和摆布公式、但对理论与真实世界的契合程度缄口不言的作风发出批评。他的“科斯定理”、“科斯猜想”也成为理性与人文的结晶，在几十年的沉淀后厚积薄发，为一代代后学拨云见日，最终成为微观经济学领域里闪耀着的最迷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