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母过去十多年中一直客居北京，在我叔叔家含饴弄孙。去年我叔叔举家迁往西雅图，加上北方空气质量恶化已经到了使我祖父害怕的程度，他们决定以此契机迁回长江岸边的家乡安庆。

其实自我上大学时起，祖父每年都要飞回一趟家乡，主持族谱编修工作。中国人热衷修谱，盖历代风气使然，那些族谱中的讹误、附会、炮制之处无法计数。例如，我家出自新安程氏，有据可查的祖先大约能抵于东晋的“太守府君”程元谭，但族谱将时间线往前继续推了45代，大谈始祖为周成王时代的名将伯符云云，殊为可疑。不过古人似乎并不计较此类穿凿附会，每当一个家族中有知名人物出现，便大兴认祖认宗之风。自明清以来，我家形成定规，每30年修谱一次，最后一次按序修谱发生在1945年，那年政府还都、家乡光复，主持修谱工作的是我曾祖父。

我的曾祖父已因帕金森症殁于2001年，这个老头出生在袁世凯时代，他一生经历的事件大多都不那么让人愉快，但晚年仍旧浑身散发出与世无争的温厚感。我的祖父则生性开朗，和他父亲大为不同，青年时代就以记忆力强大而闻名，即便在文革期间挨批斗时，有关机构仍不得不启用“戴罪之身”的他来完成材料编写工作。

据我祖父回忆，每到年关，曾祖父爱说一句俗语“鱼奔长江客奔家”。那时，令这个老头挂心张罗的便只有春节期间的种种仪式。

有人说中国人以祖先为宗教。这个判断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成立，当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到来，祭祖便成为传统宗族里的头等大事。至少在我们家，每年腊月二十八的祭祖之礼（家乡称为“还年”）总能让我感到兴奋，那些陌生而肃穆的仪式带给年幼的我的冲击，不亚于现代人观摩殷商卜祝时的猎奇心态。 

南方人过小年通常在腊月二十四，这一天各家需打扫卫生，传统上以火烧红砖瓦，再以酒水淋之，烟雾随即撒布于室内，称为“行净”。祖堂内则选香樟木段，在火炉中焚烧，以达到“行净”目的。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家乡人早已不被土地束缚，这些旧俗往往也随着下一代从祖居搬走而受到遗忘。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前，我家中每年春节前的还年祭礼本有四个日子可选，在老黄历中四选一，挑出良辰吉日即可。但1950年代末，这些规矩带来的不便使得族人开会决定将祭礼日确定为每年腊月二十八。

祭礼当日的凌晨则是极为热闹的一天，但这是一份残缺的热闹：女性被永远禁止参与这类活动，倘若有谁家女孩儿出现在这个场合，这些同族都会深感不安。至今，这一陋习依然看起来没有太大的改善可能。总之，当那天开始时，一个大家族中各房男丁会悉数汇集于祖堂，端着从家中准备好的祭品——我们称为“福礼”——通常有三大件是不能少的：猪首，鲤鱼，公鸡。祖堂有四重门，外门自前一天午夜开始紧闭，人们只能通过两侧的偏门进入祖堂。

在一阵鞭炮声后，祖堂的外门向外打开，亲友们鱼贯进入内室，绕堂一周并朝外门方向行叩首礼，每人叩首时，主持还年祭礼的老人会使用木槌在一副铜铁制的古磬上敲出一声清亮的响声。这一环节是向天叩礼。这类的叩首礼还需重复两次，分别是向大地与祖先磕头，当人们向祖先磕头时，方向将倒转为内堂牌位方向。

通常完成这样一套礼节需要花费数个小时，我老家的同族约有数百户家庭。当仪式结束后，以各家为单位，人们开始三五成群拿着祭品前往山前的土地庙。这个古色古香的土地庙同样是我祖居附近的地标之一，无人知道它从何时开始存在，里面的神像也早已败坏，有几年我甚至窥见过人们将一个开口大笑的弥勒佛不倒翁放在案上替代土地公公，并庄严地向他行礼。

我家乡族人对土地庙的顶礼膜拜显然和农业生产交织在一起，这一迷信活动在近些年并未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不事耕种而消亡，反而，它成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一。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位土地公公心存敬畏。在我祖居附近数公里外，另有一群朋姓家族的聚落，他们坚信我们家的土地庙在朝向上对他们家族不利。上百年来，我们两家人围绕着土地庙爆发过多场械斗，奈何对方远不如我家人多势众，土地庙始终耸立在那。

不肯认输的朋家族人开始了一场小型的愚公移山运动，他们在两姓民居间的大片田野上筑起了一座小山丘，并在上面栽满了树苗，正好挡住了土地公公的视线，这也许出于某位风水先生的指点，总之两家人的宿怨告一段落。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朋姓家族中的一位民兵营长率领子弟，提着武器越过了小山丘，他们以破四旧的名义将土地庙拆得七零八落，我家族人无可奈何。但当反对迷信的风气稍微放松后，这个土地庙由被重新盖起，连原材料都是从前的。

除了腊月二十八的还年祭礼，大年三十是最重要的日子，在过去，年夜饭后，家家户户会待在家中“守岁”，据我奶奶回忆，她年轻时嫁到我家，与我祖父一道回老家“守岁”，那时人们会喝茶静养，或者玩着扑克牌，静待零点的到来。

当零点钟声敲响后，各家人重新汇聚到祖堂中，点燃一万响的鞭炮庆祝，庆祝的理由有很多，比如过去一年生了孩子，或者有其他喜事，又或者纯粹是为了给祖先拜年。一个只有我们家族内部的传承是，祖堂内的人们会开始宴饮，并且划拳。显然我爷爷对这个习俗颇为骄傲，他向我比划说，“我们家的小孩，每个人从小就擅长划拳。”我不禁为自己捏了把汗。

这一天的天亮后，族人们开始成群结队走向各房的高龄老人家中，向这些老人单膝下跪拜年，通常还得前往祖坟扫墓，这是少数能让我联想起祖堂大门上“忠贞世笃，理学传家”箴言的行为。

当这一切结束后，他们第三次汇成一支人流，涌向几公里外的白衣庵，向在那儿等着大家的观音娘娘拜年。

在我祖父的记忆里，这些有关春节的仪式活动始终起起伏伏，真正的停滞发生在1958年至1960年，那三年春节，由于大家吃上了食堂大锅饭，家家户户断炊，无法端出任何祭品，导致祭祖停摆。到了1967年，即便是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过革命化的春节”的通知后，这些仪式仍旧在乡间悄然举行着。而到了19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露出破产端倪后，传统习俗再次在我老家族人身上站住上风。

节日的习俗经历波折的同时，世道亦变。1965年，年轻的祖父被中央发起的“接班人计划”选中，作为某重要岗位的后选人接受上级考察，但转瞬之间，这一看似光明的前景被隔年的文化大革命打得粉碎，祖父沦为批斗对象；1969年1月，由于“侯王二建议”在《人民日报》发表，我的祖父母再次受到类似流放般的处置，从原单位被发配回到老家从头来过，蛰伏十年。这期间，他们的祖居也遭到抄家，而抄家者几乎全部来自同族……在那些年月里，尽管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来自政治的严重干扰，但一年到头来仍会在祖堂中延续古老的仪式。这些混乱的斗争运动发生时，立场不同的族人仍旧偷偷在过年的仪式上相遇，这一景象让人难忘，黑五类与造反派摩肩继踵，反动学术权威与贫农后代一同向祖先跪拜。

几乎在重修族谱的同一时期，祖父还发起了对于这间远在老家的祖堂的修缮工程。2014年的一天，修缮祖堂的工人们在房梁隔板上找到了一副古旧的包裹，内有线装书、一些符咒以及其他物件。根据其中的一份文字材料透露的信息，这个包裹在清朝嘉庆年间被我的祖先置于房梁之上，作为对当时另一次修缮工程的纪念。世殊事异，所以兴怀，见到这份180年前的祖先遗存的亲友们无不感慨万千。

到我祖父母返回家乡居住时，祖堂的修缮工程与族谱编修均已完成。他很高兴的告诉远在上海的我，通过这次修谱，他将过去不被允许列入族谱的家族女性一一增补入谱。另一个让他感觉愉悦的事实是，即使时过境迁，家乡人不再接受土地桎梏，祖堂中的风俗依然和他年轻时相比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同族依然保留了在大年三十晚上“守岁”、初一凌晨进祠堂宴饮划拳的习惯，土地公公和观音娘娘的香火依然旺盛。而过去几年的修缮工作，正是期望于将这个家族的凝聚力延续到下一个1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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