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广州林和西路，一个男人喝醉酒之后跑到天台上扔酒瓶。（选自《广州的夜晚》，2012年，我经常晚上在外面游荡）

我想写一篇文章，来吐槽我跟这个职业之间的7年之痒。（真的只是吐槽而已）

我一哥儿们的父亲是看相的，有一次在他家，大叔望了望我额头，又抓了抓手心手背，说，命不错，但是劳碌，一步一个脚印都得自己走。

我当时想，是啊，谁叫我干的是摄影记者。

三年前，有一次在山西拍完煤矿的一个题，回来的大巴路上，帮我带狗的朋友说要100块去买狗粮，我一看，全副身家就剩46块，赶紧跟我弟弟要了几百块。不过，狗粮还是没买。

那次，我在吕梁的一个煤矿上被抓了，9个人过来，拎着棒子，浑身酒气，一顿吓唬之后把我关在小黑屋里，幸好手机还在。

我跟单位联系之后，当地政府后来派了人来救。当我再回到那个矿门口的时候，那9个人列队敬礼，欢迎我来视察。

真滑稽。

这不是一个新闻理想的印子，我只是庆幸年轻的时候做了记者，看到了这个时代那些荒诞而真实的故事，当时，我觉得我会一直干到35岁。

一

我本科学摄影，大三在《南方都市报》实习。那时候，南都视觉是国内新闻摄影的硬招牌，想从事这行的人很多都想进南都。

有一次老师上课聊到就业，给我们列举了一些方向，后面补了一句说，《南方都市报》你们就甭想了，太难进。

2009年的时候我跟刘可老师实习，跑突发新闻。第一单活是采访一个小车祸，为了画面更有“冲击力”，我当时把现场一只拖鞋踢了一下，让它进入构图里，刘老师立马变脸，说，谁教你这么做的。

毕业的时候入职受挫，当时摄影部的主任潘劲松老师说，南都的大门还是为你敞开，等合适的时候再叫你回来，我以为只是一句安慰话。半年之后，潘劲松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吧。

2010年的4月11日，我挺着胸膛回到广州大道289号大院，好像一只骄傲的公鸡一样，那感觉太美妙。

我入职的时候，Z（现在在腾讯）在南都实习，后来没有留下。好久以后，有一次在广州塔下面喝酒，这家伙喝多了特别动情，含着泪说，真是羡慕你，我做梦都想进南都啊。几年之后，大家都说，还好你当时没去，这是后话了。

2010年拍摄的劫持人质现场

2010年可能是南都最巅峰的时候，那年国庆，当天报纸版数破了创刊以来的纪录，虽然很多是广告，至少，纸媒还是很红火的。

我刚入职那两个月，跑了157单活，很累，但有简单的快乐。

2011年6月20日，增城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凌晨，为了接近现场，背着包从那些楼房天台一个一个跳过去，最后进入到核心点，这就是那时候都市报记者的作风。

第二天在报亭看到自己拍的照片上了封面，那种得意洋洋，现在真是无法再有的，网络时代已经没有那种发表快感。

纸媒记者有一套完整的训练系统，从突发新闻做起再到重大新闻报道再到独立操作重大选题。但不是每个记者都能打这个通关，特别是摄影记者。

新闻摄影门槛不高，它的视觉规训力特别强，有几招基本打法基本就能保证职业存活，圈子里靠一支广角镜头制造的“冲击力”混十几年江湖的老司机很多。

我跟很多文字调查记者交流的时候，发现记者的两种分工之间存在很深的认同鸿沟。

文字记者关心的常常是稿子的质量，而摄影记者关心的是得了什么奖，然后以“大师”相称，动不动就要宣誓对摄影深入骨髓的热爱，喜欢自我禁锢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满脑子“成名”的虚幻感。

照片是我们讲故事的载体，但很多人其实并不懂得如何去运用它。

在我认识的同行里，很少能见到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特别好的摄影记者，操作深度题材的能力早在工具化的日常作业中被扼杀，不像文字记者一直处于写稿的持续学习中。

在南都跑突发的时候，有个同事就很直接说，你们照相师傅就是一个工具而已。我当时特别负气，不就是写稿嘛，老子也会。

不过，这的确是事实。老实说，那时候我其实真不会写稿。

摄影记者有时候蛮尴尬的，很多人连图片说明都写不好。

不会写稿，那能叫记者吗？

2013年1月4日，广州增城挂绿广场，60多名环卫工人在广场上集合，就其工资不公平待遇表示抗议，环卫工李运妹向记者展示了她的工资条。

我们当时视觉中心的总监王景春老师总是说，你们先是记者，然后才是摄影记者。

2013年，他提出组建视觉深度小组，我很幸运地进入了这个三人组，脱离了日常采访，可能当时国内就只有我们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小组。

我们给南都副刊《视觉周刊》供稿，那时候，《视觉周刊》是业内的榜样。

视觉深度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深度报道摄影嘛，或者叫周刊化的报道摄影。现在，大家都说报道摄影的“深度化”，几年前，真正在做这个的还很少。

在视觉深度小组，没有线索来源，我们自己找，没有文字搭档，我们自己写，像个真正的记者一样工作。我们编辑郑梓煜要求很严，我会写稿子就是被他不断打回重写给逼的。

吴庄，43岁的高凤菊在去年查出肺癌，如今她的右半肺已被切除了三分之一。西平县农村人口有75万余人，农村集中式深井供水站只有130座，仅覆盖农村总人口的37.2%，而超过一半的农村人口，依旧在饮用浅层地下水。吴庄，就是其中之一。（选自《癌症阴霾笼罩下的村庄》）

方渤的骨坏死已发展到3期，“双膝骨坏死”和“双肩骨坏死”。洗澡两只手抬起时，经常感到疼痛不已。（选自《非典后遗症》）

我接的第一个深度活是拍非典后遗症群体。

2013年2月，在北京，飘着小雪。我跟拍这个群体的代表方渤。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就去他家报到。死皮赖脸在他家跟了22天，写了5000多字，稿子做得很漂亮。后来又做了春运，河南癌症村，拿了一些奖。

吹牛逼的事情就不多说了。

有个稿子我印象很深。广州天桥底水泥锥事件的时候，我邀请了一些市民，包括一个同事的儿子到水泥锥上站着，我用导演式肖像的形式拍了一组照片，批判倾向很强。

选自《水泥锥上的肖像》

稿子出来之后，大家讨论，有同事说，这已经严重违背了新闻操守底线。我觉得奇怪，这又不是严肃新闻操作。大家各持己见，谁也不服谁。

摄影记者有个德行，都觉得自己很厉害，谁也不服谁。我们部门那会儿经常有些争论，因为根本没有太多的先例或者一个标准。我们都有共识，报道摄影是主观性的，但是这种主观性在新闻伦理框架之中如何自洽，谁也不知道。

国内纪实摄影的实践和学科支持已经很成熟，但是那时候摄影记者操作深度报道摄影选题，既没有群体规模，也没有一套价值标准可以借鉴，更多的还是来自国外同行的经验。

我们是否需要一套标准，这套标准的边界在哪里，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少非常深入地去探讨这个问题。

而纸媒的寒冬已经悄悄来临。

二

2015年4月，南都《深度周刊》和《视觉周刊》停刊，我们小组也随着解散。6月，我跟郭现中老师同时离职。

我最后选择去北京的一家新闻客户端媒体负责图片视觉，郭老师去了财新组建摄影部。离职晚宴上，王景春老师酒后拉我们合影，完了说，好好加油，中国新闻摄影的未来由你们去创造。我当时心怔了一下，想，这个寄望有点重啊。

老实说，我并不觉得新闻摄影的未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选择去北京是因为我想去新媒体机构试试，这是新生事物，我想知道摄影记者在这个新的领域里，它的可能性在哪里。

我给当时的部门取了一个口号，叫“故事从新开始”，即是重新开始，也是从新的开始。

图片在传统纸媒一直处于次要位置，在新媒体情况也差不多。我们部门很小，只有三个人，我，图片编辑赵跃，记者原丽阳，还有两个实习生，都是不安分的人。

在这个新媒体机构存活的几个月里，我们玩了不少花样。航拍，做短视频，做动图，做全国30个城市摄影师的集合项目，邀请自媒体撰稿人，当然，同时做深度报道摄影。我发现，我的身份已经不仅是摄影记者，还是个视觉传播产品经理。

2015年，澎湃的时任视觉总监常河老师说：“我们已经不需要传统摄影记者，而是需要会拍视频，会剪辑，会写稿的全能型影像记者。”

澎湃视觉蒸蒸日上。摄影记者出门采访带三脚架，摄像机，照相机，航拍机，有时还有360全景相机，这在以前传统媒体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2015年，我们在新媒体机构玩了很多花样

2015年天津爆炸的时候，我碰到了L。L当时在澎湃新闻，以前也在南都实习过，热爱摄影，特别勤奋。他说，我现在不拍照了。我问他为啥，他说，要做手机直播啊。

传说中的读图时代好像还没来，就被视频和直播席卷了。

高质影像技术普及之后，新闻摄影变成了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员相混合的事业。

新媒体在重新定义摄影记者，改变故事的呈现方式，像澎湃和腾讯，做了很多优质的融合报道。

可是，你会发现，“新闻摄影”的主体性在逐渐模糊。或许，这就是我们曾经所说的“新闻摄影”正在死亡？

这其实并不重要，每一个事物都在发展和更新，被重新定义。只是，我们舍弃不了那种照片的“主体情结”。

对的，那种捕抓一个静态瞬间饱含的激情和不可言说的神秘。

好几次，Z和L在我家喝茶，我们“葛优躺”闲聊着。L已经转做短视频，我也不怎么拍了，只有Z还在做摄影记者，他一直想转型去做产品经理之类的，但没有成功。

Z总是唉声叹气，“没意思，没有人再关心这张照片拍得好不好，也没人再跟你聊选题，热情都消退了”。

我们另外一个在上海的好朋友PL，今年也不干了。在我看来，他是这行里拍得最好的伙伴之一。

纸媒已经衰落凋零，很多同行纷纷改行。我的老东家里，以前许多部门同事也选择离开。那些人为南都工作了很多年，有些人在我入行的时候就已经是行业的翘楚。

LQ老师在我看来是部门里照片拍得最漂亮的。今年5月他离职的时候开了一个公号，写了一篇文章叫《不做摄影记者还能做什么》，里面有句话，“真被你们说中了，我沦陷了，我折堕了，我开始玩商业摄影了”。

如今，他成功转型成为一名儿童商业摄影师。

好消息是，图片自媒体在崛起，每天都有新的原创报道摄影作品出现，而且摄影师收入也非常可观。今年10月份的腾讯图片沙龙上，创作者吴芳认为，传统媒体摄影记者将迎来“第二春”。

无论是第几春，没准儿也能探索出一条生路吧。不过，目前来看，质量良莠不齐，好像流量变现似乎比经营质量的愿望更强烈一点。

我是第一批受邀入驻的创作者之一，发了一篇之后，我发觉，这东西我玩不来，当拍照像迅速收割稻谷的时候，那种神秘和激情就可能不在了。

因此，我选择了继续被时代“抛弃”着。

三

我的朋友YF在自己写的《我的2016》里说：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混杂焦虑、失望、厌恶、沮丧等等的情绪已不是第一次笼罩我心头，而是一次又一次，整个2016年，我似乎都在不断跟这种情绪搏斗。

虽然我比她多干了几年，但其实，这种情绪同样一直伴随着我。

我有时总是忍不住要告诉人们，“你们知道吗？拍一张好照片是多么难的事情啊。”

曾经，我怀着对新领域的无限向往，离开南方来到北京，好景不长，2016年4月，单位解散，我陷入彻底的彷徨中，此后5个多月一直处于失业游离状态。

老街一栋墙面布满弹孔的房屋。据当地人介绍，2015年打仗的时候，这是当地一个家族军阀的指挥所。孙俊彬/摄（选自《缅甸华人生存调查》）

一开始，我尝试去做一名自由摄影师。

可是我身上没有钱去买器材。

4月，我和一个朋友开始策划《缅甸华人生存调查》项目。出发前，腾讯的Z借给了我镜头，新浪的BY借给了我机身，在昆明，《都市时报》的YF借给我摄影包。

初夏的一天，我和同伴躺在橡皮艇上偷渡到缅甸。

这个项目我们走了40天。在果敢，偷拍赌场时差点被逮住；在佤邦，我被当地军队扣留，几个喝醉酒的军人身上背着冲锋枪，有个人拿着枪指着我询问，他们或许怀疑我是缅甸政府军派来的间谍吧。

我心里在想，要是真毙了我，我该向佛陀求助，还是向真主安拉，还是向耶稣？

最后，一张盖章的“落地签”收据救了我。

老街的人很多都知道这个在赌场门口抱着被子的女人曾经是一个富豪，来自浙江。有人说她输了一千多万，有人说她输了几千万。总之，后来她就疯了。孙俊彬/摄（选自《缅甸华人生存调查》）

说出苦难并不用来暗示某种悲壮感，这一行本来就是一个不符合理性经济行为的行当。

有一次，一个土豪朋友问我，你搞这个能赚多少钱，我说，很少；他又说，那有什么社会价值吗，我说，不多。他说，那你搞得那么累干嘛。

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感到很迷茫，准确来说，是对镜头所达的苦难事实的反胃，厌倦。

为了寻找价值，我尽量为那些需要帮助的采访对象发起募捐，来改善那些人的处境，前后募捐总数有小100万了。Z老笑我说，你改社会工作者啦？

或许，我们心底总是有莫名的“无意义”焦虑。

在我试图去做自由摄影师的时候，我发现我能获取的支持非常有限。拿缅甸这个项目来说，这个项目获得谷雨计划支持，但是，项目完成的时候，经费所剩无几。这意味着，我在这40天里其实没有什么收入。

7月，朋友做了一个“4小时逃离北上广”的活动。作为其中的参与者，我拿到去乌鲁木齐的机票，可以给我的另一个项目《静静地南疆》找到人支付来回路费。

本来以为过去拍几张照片，完成任务就好。没想到还要在机场做直播，而且，这个活动彻底火了。我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很多朋友给发信息，说，你又红了。

我长得丑，怕上镜。心想，真惨，我就是想占个便宜继续去拍我的项目，没想到还要抛头露脸。

2015 选自《静静的南疆》

回北京之后不久，我家里被盗了，笔记本电脑和那些照片、视频，全丢了。一贫如洗。

这一年，我算是彻底陷入到谷底。

国内已经很少有媒体机构在招做报道摄影记者。8月，我入职界面新闻前，他们的短视频团队问我要不要去那做制片人，我说做新闻吗，他说不做，于是我还是拒绝了，转去中国报道组做特稿记者。

短视频现在风生水起，人才短缺，是个香饽饽。大家都说我太傻了，我也觉得。

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同时入职这个部门，但是我的工资比他少了四分之一。我问主编，这是为啥啊，他说，领导觉得你是做摄影记者出身。

好尴尬。

Horse老师在朋友圈评论YF的《我的2016》时写道，没有拍照的人，哦，没有观看社会，事实和人的拍照，世界该多乏味啊。

我觉得不只是乏味，或许它还少了一些存在过的证据。

最后，我要引用报道摄影师托马斯·尼尔森的一句话来结尾：

摄影是一个终身教育的过程，可我不想一辈子来研究照相机。我想用一辈子来理解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现实，然后将它视觉化表达。

图文丨孙俊彬 编辑丨尤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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