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光自述:我的经历与思考

不知道天堂可有画室,让他了却年轻时的梦想。

 |  正和岛

财经作家苏小和这样定义刘晓光:刘晓光首先是一名官员,接下来才是一名企业家,这种身份的转变,带给他的是他愿意以企业的角度思考国家的命运。与此同时,他还是一名诗人,一名有着深刻趣味的文化人,这样的身份,又让他乐意站在文化的角度,站在国际化的角度去思考中国企业和技术发展的命运。

这或许是给予刘晓光最精准的评判。

30多年前,刘晓光曾经想过当画家,事实上,刘晓光是学习油画的。他曾谈起,下辈子可能选择当画家。“从商太累了。如果退休了希望还能学学画画,在一个画板上创造,那才是自由,那才是奔放,那才有激情”。可惜,这成了永远的遗憾。

不知道天堂可有画室,让他了却年轻时的梦想。(以下内容源自刘晓光在正和岛上的分享)

作 者|刘晓光

编 辑|亦萱

来 源|正和岛

▌创业与激情

01 “我的人生经历决定了我的转型、转变和发展”

我出生于中层的干部家庭。所有中层的局级干部的子女们,在那个年代更加奋进,这是一个规律。

十三四岁的我无拘无束、狂放、不断地惹事,拿气枪打人家玻璃,把猫点燃扔到楼下,打架,什么都干过。吃冬天冻的北京的柿子,没钱,我把兜底下剪两个口,趴到卖柿子的三轮车上,一会儿拿俩、一会儿拿俩。每天做三棱刮刀,准备打架。天天跟人打架,同院孩子的家长老找我们家。上小学,住校时候,学生们每礼拜回家,必须给我带东西,不然就打。15岁,我去当兵去了,我爸给我钱坐火车到河南,我买了一张站台票上车,到河南又买一张站台票出去,把车钱省下来。当兵到兰州,一人发了一个红烧肉,发了一个皮弹衣,那时我就想跑,想支援越南革命,后来发枪了。这么到了新疆,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股冲动,一种脱离贫困的想法,越走越穷。当兵苦,一天四顿都是土豆,白面馒头,两顿玉米面。那时候我就把馒头压在屁股底下,一次压10个放在军帽里头,中午他们吃玉米面,我还吃馒头,创新了,比他们有思想。

在新疆的时候,读《资本论》,读《法兰西内战》、《哥德巴赫猜想》、读费尔巴哈,《红与黑》,虽然经济学的看不懂,但也算打了经济学的底子,我知道了一个斧头换三只羊怎么换,知道了货币变成货币以后它的增值,知道了剩余价值在哪里。夏天把老乡的牛给从山上推下来,之后说我只有40块钱,你不要的话,就臭了。买下牛,我们把皮卖了50,白吃一顿牛肉。

回到北京,我被分配到北京测绘仪器厂当政治处副主任、车间主任、车间党支部书记。那时对整个中国的经济,通过对一个子细胞的了解,比别人要深得多。

我认识到,中国富裕只能走经济的道路,走产业报国的道路。我本来是学油画的,在军队也学过新闻速写,但我考的是商学院。我觉得那个年代,国民经济快崩溃了,需要商业人才。考试的时候,我头天晚上就睡到考试桌上。

就这样我走上了经济的道路。大学毕业时候面临抉择,去美国留学还是在中国,我想国家还穷,应该使国家富强,报国,没去。

02 “最重要的是,我在当官的时候以权谋知”

那时正好是改革的年代。我的专业好,商业经济,分到了北京市计划委员会的商贸处,管外汇、进口配额。我批过外汇、进口额度、商业设施,批过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地产。十几年来,我接触了十几个行业。我就以权谋知,每一个项目、每个事情要告诉我,告诉我钱从哪儿来、怎么运作、怎么赚钱。不告诉,批文就多等会儿。一年上千个批文,我学会了外汇知识、外贸知识、商业知识、地产知识、中外合资的知识、境外融资的知识、股份制体制改革的知识,十几类知识。我比别人早知道可转换债、基金、对冲基金、资本项下的可信用度融资。

我一直都有当企业家的冲动。曾想成立一个中国消费者公司,或者消费者报,让人家歧视了。在计委任职期间,被放到北京市百货公司的副经理和北京市农场的副厂长的职位上,干了两年。1993年小平南巡以后,我有机会了。

03 “在政府,最早进入资本市场的人是我”

那时候北京市政府大额外汇交易是我们来完成的。我是代表北京市政府做信用评级的首席讲演人,代表北京市政府到西南的国会做过正式的讲演,穆迪来北京,北京市政府要发债融资,我是首席讲演人。第一个北京市的上市公司,在香港,是我们做的,第一支上市基金是我们做的。政府给了我很多机会。那时候还做过外汇交易。北京市政府的上市、发债、基金很多都是我来做,我是首席运作人。

92年的时候,那时我穿了一身红枫西服、一双破皮鞋,有人挤兑我是大陆表叔。我把跟着我的三个人的钱收回来,买一套真正的西服,买一双莲花牌的鞋,买一件衬衣,买领带,买一块浪琴手表,8000块钱,这样进入了资本市场。进入资本市场,风风雨雨,最惨的时候,我是要跳楼的。上市基金募集5.4亿现金,花了很多费用,到时间还差2000万,证监会规定差一分也不能上市。面对着维多利亚海,我站在酒店的顶层,想跳楼,实在是没辙了。这时一个电话来了,我的一个哥们,说我来支持你一把。这才完成了。

04 “创业,受命于危机之时”

1994年,首创集团成立,我开始创业,受命于危机之时。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最后我们定位两个轮子互动,一个轮子走投资银行的路,用投资银行的业务找资金,找血液。第二个轮子是产业,把投资银行的血液输入到产业当中,产业支持我们继续融资。

就是因为这个定位,我们比别的企业快了20年。我们首先开始构造上市,金融牌、证券、期货、担保、租赁,有的牌需要花一大堆钱,有的牌需要审批,然后我们构建上市公司载体,最后形成三角,一角是上市公司,一角是金融牌,底座是产业带。产业包括旅游,酒店,贸易,工业,金融,最后筛成四个产业。

光有产业还不行,没有钱,就开始大规模的资本运作。我们有上市公司,上市以后,又心力憔悴。为什么,那时候很多事情还不规范。一个企业买了一支股票,我不知道,那十几亿就进去了,股票从18块钱跌到7块钱,7、8亿就没了,给我非常大的压力。我从医院里拔掉输液管,直接飞到省里,说服他们,买断这个壳,这个股票最后达到好像是72,还是66。曾经有一段我们有4支股票可以10秒同时增发,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创业最惨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亿的现金,大概分布在112个企业里头。那时候我发不出工资,请人吃顿饭都是觉得心里很紧张,拿一个大信封,里面放5000块钱,一顿吃5000块,心里挺难受。那时候我向人借一千万,我的朋友说刘晓光好自为之吧,我的眼泪很快出来了。之前在政府工作,曾调动几十亿的大钱,做商业以后,很惨。最有钱的是2004年,国家开发银行又给了我们172亿,这样大的资金,完全有能力构造产业带了,基础设施产业带,环保产业带,地产产业带和金融产业带。

05 走向国际化

再往前走,我们开始国际化了,国际化有很多形式,比如跟外国企业合作。关于国际化,我的理念是国际化的机制、国际化的资金、国际化的市场、国际化的营销管道和国际化的成本,在那个平台循环,这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很多企业循环一下就死了。

国际化我们也走得很快,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我提出国际思路,一步跨进国际化企业。谈判了大概13%的管理层,我们当董事长,他们当总经理,或者我们当总经理,他们当董事长,五年一轮换,如果当时这个企业做成了,是一个很伟大的企业,完全是国际化的市场。最后,证监会发了通知,这个合资有问题,这里面有五个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应该按照市价乘以90%跟它对价,美国人不干了,我们失败了。这是我们创业中的损失和闪失,当然还有其他机会的损失和闪失。

在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可能要在国内先解决一些问题,首先承认不承认世界全球一体化,它的路线图?第二、能不能用它的机制把我们的企业弄成跟他们一样,跟他们去竞争?第三、有没有强有力的政策鼓励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没有这种东西,出去可能也就死了。最重要的,可能国家还是要扶持,帮助我们的企业建立一些投资营销的管道,对于地产开发企业甚至给一些补助。

当时日本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一个国家的一个历史阶段,它有力量的时候,一定扶持他的企业到海外进行渗透,进行投资。如果没有具体的政策,肯定打不过人家,人家是有扶持的。

06 岁月老去,壮心不已

创业,我激情满怀。我总在想,我是在做一件大事,在为国家、为民族做这个事,自己可能带动一批人走上市场的道路。那时候每天都是心潮澎湃。

我在想,我60岁,估计干了别人120岁的事。我做过7个上市公司,做了很多融资的活动。这种激情我一直保持着,今天还保持着。我脑子里老想着我还是40多岁,还是想干这个干那个,还有雄心壮志。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由于过去的教育背景,也可能由于过去我自身向上的、激情的因素。我觉得人的生命很短暂。要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做得更好,更完美。我想一个人一生可能一共是一万多天,我们的人生只剩下三四千天或者四五千天了,每一天都要利用好。

我们的创业过程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翻滚。回顾这20年,如果再有机会,我还想再干。

我们奋斗了20年,把一个企业做起来了,我们基本上也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我个人还有激情。比如我在想公益,怎么把阿拉善做得更好,怎么把中国的城镇化做起来,让城镇居民变成城市居民。我在想未来的环保可能会大发展。

我在想现在中国大概有6.6万个家产在1亿,有1200万个家产在1000万元的企业家,能不能动员他们20%的人,深入到中国没有发展的地区,去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区域,拿出资金、知识来安排就业,循环产业。假如有50万人干这个事,一人扶植20人,那就是1亿人,假如有100万人,就是2亿人。那中国社会的进步会很快。

我在想,如果在最贫困的地区,把土地的所有权变成500年,人们就会玩命干,这样配着中国的新城镇运动。如果这个理想实现了,维稳就很简单。这是一个软的系统路线,一种软的新社区,新产业构造系统,社会精英参加。

我还在想,我是不是还能再创建一些东西。我的脑海里还在想这些东西,为什么?我觉得就是燃烧的热情和一颗燃烧的心。

▌思考

01 关于互联网+

“互联网+”,依我的看法,我觉得应该是“+互联网”,每个企业从实业变成互联网企业,或者变成准互联网企业,在竞争中是有问题的。我想还是要以产业为背景。产业还是唯一的基础,互联网是我们有效的工具。产业加上互联网的强大运用,变成一个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公司,打败竞争对手,而不是我们地产商、化工商、煤炭商变成互联网煤炭、互联网化工、互联网地产。

咱们看万达和万科,万达说,我不是地产商,我是一个体育赛事运营商,我是一个娱乐运营商,我是一个理论运营商,但是如果没有后面的地产,这些也没戏。如果某一天,他创新业务的收入大大高于地产收入,那确实转向了。万科说,我也不是地产商,我是价值服务商,当然地产也少不了。所谓价值服务,就是互联网的价值,将来这个收入可能会越来越大。但是,在现阶段,我们还是地产商,还是“地产+互联网”。

从信息的来源上,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让我们自己的用户使用我们自己的公司,比如我们小的信贷公司、担保公司等等;可能将来做一些虚拟展示,也属于销售类的东西;利用互联网和它的技术,向科技、投资转型,向高科技的生产转型,向机器人转型。如果真正是地产商,把互联网做到极致还是很少的,实际上地产商把互联网用到极致就很好了,再有明确的方向就更好了。

02 中国经济的五个支点

关于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实际上支点我们很清楚,我们有工业现代化,工业科技化4.0,中国城镇化,有五大消费运动的升级,还有“互联网+”,或者“+互联网”,还有“一带一路”,如果很好利用了中国经济的五个支点,我相信中国经济还会很好的发展,不会像有些人说的会日落西山。

现在中国的企业家不应该在虚拟经济中发展,应该把虚拟经济和现实经济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企业健康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不是没有支点,有五个大支点,拿消费运动升级来讲,将来潜力非常大,特别是旅游,旅游这一项的潜力就很大,我们现在没有把它完全做好,做实。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能跟上时代的脉搏,抓住五大经济发展支点的机会。

03 地产的新业态,新模型

网络化的时代,商业地产的布局应该是有各种功能集合的。写字楼、酒店、住宅、商业、饮食、文化集合在一起的新形式,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

有些新业态可能是要创造出来。我在法国专门考察了巴黎一个大商业中心,这个商业中心在机场附近,20万平方米,一年接待1200万人。实际上它是一个水泥外立面,停车场很好,没有高档商品,一律是中档商品, 30%到40%可以体验。法国的家庭在里边当成一个度假,每年去的人非常多,销售额也非常大。

超大城市超大的商业体,可能也是我们的未来。我看到了曼彻斯特大概是80万平方米,它可以滑雪。我们又看到了四川的成都,有160万平方米,今天不太景气,未来一定会成为家庭的客厅,老百姓每天去的客厅。台北小区中的百货店、超市、小吃店、24小时营业店分布在居民小区的核心地和角落,我觉得非常好。

04 关于企业家

企业家一定是一种冲动。他一定是一匹狼,眼睛是绿的,血是红的。企业家是一个非常特定的阶层,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企业家。

所谓思想型企业家,战略超前,企业经营模式更加理性,在企业发展中不是光依靠资源和金钱,很大的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思想。我自己应该是属于这类的。学历、水平比较高,思想活跃程度比别人强。发展企业,不是靠大量的钱和资源,很多的是靠思想。

企业家是时代的企业家,没有永远的企业家。今天很大的企业,明天可能就没了。

中国企业家确实有家国情怀,特别是50后、60后的企业家,办企业的时候想着国家的命运,想着民族的前途。有这种理念对不对呢?可能在那个年代是对的,它是一种激情,一种奋进的东西。我一直在提,中国企业家有两个奖章,一个是金钱奖章,他要富裕起来,一个是社会奖章,他有责任。有金钱奖章之后,一定要追求社会奖章。这就是我尊重的企业家的价值。

资料来源:1,2013年6月21日,《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丛书主笔苏小和对刘晓光的访谈内容

2,2014年8月31日,在正和岛辽宁岛邻机构成立仪式上,时任首创集团董事长,正和岛岛邻刘晓光的主题演讲。

3,2015年11月日,刘晓光在正和岛《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研究丛书系列第五场读书会上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