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起，GDP成为了各大媒体、经济学家、老百姓批判的对象。他们认为GDP会掩盖贫穷与社会动荡的事实，也无法衡量人们的生活质量。中国GDP总量早在2010年就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然而，GDP增长的同时，大气污染也日益严重，严重影响到了国人的生活质量，成为了中国人的痛点。这些真的都是GDP的罪过吗？

作者｜（英）伊桑 马苏德

编辑｜郭伟玲

我们有哪些地方错怪了GDP呢？

第一，GDP在创立之初，本来就没有被赋除了衡量经济水平之外的任何功能。想拿专门用来衡量经济的GDP，去衡量人们的生活质量，本来就是不可取的。就好比你抓了一条鱼，说什么也希望它当着你的面发出猫的叫声，可是它本来就不是猫啊。

我们需要从历史由来看看GDP的“本职工作”。

GDP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1932年至1933年美国经历了最严峻的经济大萧条，联邦政府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他们迫切地想知道怎样才能推动经济，创造就业，想要创造就业，政府就要知道当前的就业人数。想要提升生活水准，就需要明白人们的薪资水平，可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数据，于是美国政府找到了库兹涅茨，希望他能找到数据。

从1933年1月起，库兹涅茨便着手搜集国民经济核算信息，也就是GDP的雏形，终于在1934年将最终报告提交给了参议院。报告显示1929年至1932年期间，美国国民收入几乎减半，所有行业都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只有政府的收入不仅保持了相对稳定，而且还出现了小小增幅。库兹涅茨若将政府支出涵盖到国民收入总额中才更耐人寻味。这是因为，库兹涅茨在职业生涯多半时期一直都反对将政府支出纳入GDP。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越烧越近，欧美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与德国开战是迟早的事。为了做好二战前的准备，他们必须了解政府有多少资金可以投入到战争中。而这一点是“库兹涅茨版GDP”的短板，他并不认可将政府支出纳入GDP。并且，联邦政府若按库兹涅茨的经济衡量方式，不但国家财政无立足之地，而且会导致战时经济的规模进一步缩小。于是，联邦政府便找到了凯恩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凯恩斯没有辜负美国政府的期望，将政府支出成功地纳入了GDP。

1946 年，凯恩斯离开了人世。这之前不久，他曾经说服剑桥大学当权人士创建了应用经济学系。凯恩斯还插手了系主任人选的确定，并确保该职位为“终身制”。斯通是第一任系主任。从此，剑桥大学的应用经济学系与哈佛大学的发展咨询服务部共同成为了世界上领先的宏观经济学思考、教学、研究与政策建议中心。这里孕育了GDP 的第一批理念，并将它推广到了全世界。

美国为了看到欧洲各国真真切切的发展状况，而创造了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就是GDP。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打算为欧洲提供经济援助。根据众所周知的马歇尔计划，欧洲各国政府获得优惠利率的贷款拨款，来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基础设施。美国政府在巴黎设立了欧洲经合组织，负责监管欧洲的资金花费情况，并确保这笔资金能够帮助欧洲走向繁荣——和早期它们衡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新政政策有效性的方式类似。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需要了解欧洲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美国的规划师认为，评估欧洲富裕（贫穷）程度的最好办法便是GDP 公式。GDP 就这样成了国家繁荣的代名词。

欧洲经合组织要求斯通在剑桥设立办公室，代表经合组织计算有关数字。双方建议，将美国提供的援助与欧洲各国的GDP 挂钩。如果GDP 上升了，表明美方的援助见效了。相反，如果GDP 下降，表明援助没有用对地方。后来，斯通和团队对上百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进行了培训，希望将来各国都能独自完成这项工作。

欧洲各国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假如它们希望得到美方的援助，就需要根据其衡量体系递交报告。几乎没有人知道衡量各自经济状况的行为会最终决定经济管理方式。为了继续得到美方的援助，各国的GDP每年都应该增加。这就意味着在实际工作中GDP 的各个构成因素都应该提高。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最容易增加的两个方面便是政府支出与消费支出。欧洲各经济体开始发现它们的公有成分份额越来越大。于是，新情况出现了：GDP 的主流化导致大家认为国家富强和GDP 是一回事。

在这一刻，GDP已经成为了一个分数，好比高考，分数高，你就能踏入发达国家的发展领域，和更多的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交流，反之亦然，分数低，那么你便无法踏入更高的领域。

斯通将GDP 理念灌输给欧洲各国后，很快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为世界其他地区建立核算体系上来。联合国统计局与他取得了联系，要求他制定国民经济核算模板，该模板不只用于欧洲，也要适用于联合国各成员国。到了20 世纪50 年代，斯通提出的国民经济体系就成了黄金标准。

第二，在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面，GDP无疑是最好的方式，除了GDP我们别无选择。就好比一个垂死的病人，重要的是让其获得生命，医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在这个节骨眼上，去考虑抢救的方式是否野蛮。

对于巴基斯坦而言，GDP就是让其起死回生的医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巴基斯坦都无疑是GDP的忠实追随者。在巴基斯坦的第二个五年规划期间，即从1960 年到1965 年，规划团队的方法奏效了，因为GDP 增长了大约6%，其中制造业增长幅度超过平均增长率的2 倍多。于是，那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享受着名誉的光环，紧接着又被要求制订第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还是按照前两个计划路线，只不过这次要将较大份额的支出分配给社会服务。

经济学家帕帕内克回忆说，在世人眼里，巴基斯坦的发展被看作一种经济模型，因此值得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级别的人士参观访问。美国帮助巴基斯坦为许多难民解决了住房，但是帕帕内克回忆说，当艾森豪威尔1959 年飞往卡拉奇进行国事访问时，对方建议他不要太靠近难民安置点。“于是，总统乘坐的飞机选择了低空飞行。我总在想，他在飞机上能否意识到下面那些人生活得多么悲惨。”

“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机会，从而帮助了穷人。这就表明经济刺激手段很有效。”1965 年5 月，帕帕内克在纽约的一次讲话中这样说，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发展奇迹”。他补充说，“巴基斯坦的工业增长率位居世界第一。唯一与其水平接近的是日本。每年，它的工业产出以14% 左右的速度增长，这确实非常了不起。

结果，GDP提高了，但是呢？

巴基斯坦首席经济学家哈克在早期也是GDP的迷恋者，直到他看到巴基斯坦繁荣背后的疮痍时，才有所反思。卡拉经济奇迹掩盖的是社会的贫富差距、罢工现象以及不安的未来。要知道巴基斯坦靠的几乎都是外援和贷款，如果国际援助停止，巴基斯坦的经济将会不堪设想。哈克还意识到尽管经济增长迅猛，巴基斯坦的教育与健康的水平仍原地不动。此外，在巴基斯坦，22个家庭拥有了66%的工业公司，哈克认为小部分财富创造者越来越富有的话，国家就不可能真正富足。

第三，人类发展指数等其他尺度在衡量国家的经济表现，反映国力与财富方面都不及GDP。尝试在全球范围内用“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国力风向标的人没有取得成功。毕竟，美国不可能买“人类发展指数”的账。

通过巴基斯坦的案例，渐渐地，意识到GDP不是万能的人多了起来。

哈克希望能找到其他更恰当的指标来取代GDP，衡量经济水平。他希望这个指标能够考虑到人们的总体生活质量、教育水平以及平均预期寿命。“任何指标（GDP）如果更重视枪支而不是牛奶的话，注定会引发关系到人类进步的严峻问题。”他后来写道。哈克说，“人类发展指数也很庸俗。我希望你帮我制定一个和GDP 一样庸俗的指数，只不过它代表的是积极方面。” 和GDP 情况一样，人类发展指数也属于折中办法，同样是对比较复杂现象的近似值。哈克希望制定的评估方法能够奖励满足国民“基本需求”的国家。

1990 年5月，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和人类发展指数便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媒体风暴。报告让人惊讶。日本的人类发展指数数值为0.996，位居第一，紧随其后的依次是瑞典、瑞士、荷兰和加拿大。这些国家在国民读写能力、平均寿命以及人均收入方面做得最好。排在最后的全部是西非国家：马里、尼日尔、乍得等。

然而，最让人吃惊的是美国的情况。寻找美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人一直看到第一页接近尾声时才找到它，美国的数值为0.961，排在第19 位。它与奥地利分值相同，都比西班牙、爱尔兰和比利时的分值低，比民主德国仅仅高出两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美国国民的识字水平和平均寿命要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1990 年美国的人均GDP 位居世界第一，本来有望排在人类发展指数名单的第一位或接近位置，这进一步加剧了世人的震惊。毫无疑问的是，《人类发展报告》和人类发展指数不但是在直接跟GDP 叫板，而且也对华盛顿共识构成了挑战。在美国的阻挠和干预下，人类发展指数最终没能取代GDP。

回顾历史，人们从最初疯狂迷恋GDP数值的增长，到反思、批判GDP, 人们对于GDP的态度几乎一直是非白即黑。但事实是，我们应该意识到GDP是处在灰色地带的一个尺度。从GDP创立之初至今，变的是我们自己的需求，不变的是GDP的职能，GDP在衡量国家经济实力上依旧是最有效的标准，任何指数都无法取代它。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标准去看待GDP的话，那么，它只是一个单维度的指数。GDP的设计中原本就没有衡量生活质量的功能，如果我们想要用GDP来衡量生活，就必须改变GDP。至于怎么改变，未来GDP会变成什么样，或许是萨科齐在《误测人生》中所说的“综合指标”，或许人类会发明出新的用以衡量人类经济与生活水平的指标。但是，不管未来如何发展，我们都不能忘记一点，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不可能脱俗到不考虑经济。最后，如果谁想用其他指数取代GDP的话，首先得过的是美国这一关。

▲ 本文摘编自东方出版社新书《GDP简史》，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