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鞋，有时候不仅仅是简单的训练装备。
2016年12月下旬，“跳出箱子：运动鞋的文化复兴”艺术展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博物馆展出，该展自2013年首次于加拿大多伦多展出后，便在美国开启了巡回展。此次展览聚焦于两双新百伦运动鞋，当时还引发了不小的关于策展创意的讨论与争议。
新百伦公司曾公开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在同年10月提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引发新纳粹主义份子在网络上将新百伦称为“专属于白人的运动鞋”。此举一出，便惹怒了消费者，他们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把新百伦鞋扔进垃圾桶、厕所或者烧掉的照片与视频。于是，新百伦公司随即发表声明，称“并非想煽动仇恨言论，只是想借此表达对美国本土品牌的关注”。
大约一个月后，耐克公司公开发表推文，称其生产的鞋只是用作跑步装备，并不带有政治立场。或许是想要避免重蹈新百伦的覆辙，耐克的中立立场无疑揭示了运动鞋的历史意义——传递政治诉求，无论这是否为品牌的本意。
“跳出箱子”展的策展人伊丽莎白·塞梅尔浩克认为，耐克和新百伦与消费者交流其实是不到位的。尽管新百伦鞋紧跟当下潮流，但也必须根据受众反馈而进行调整。“我能够理解生产商希望品牌能够传递本意，但保证不离题实在是太难了。”就如同展览所展示的，在过去的200年间，运动鞋寓意深厚，凝合了社会与政治议题，从民族认同、种族与阶层到男性化社会与犯罪，不用样式的运动鞋所指不尽相同。
19世纪的时候，高性能、橡胶底的运动鞋是网球选手的专用鞋。1920年前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篮球运动群体为代表的平民阶层开始穿上这种鞋子，运动鞋逐渐成为大众品牌。创建于1908年的匡威公司，在1917年推出了第一款篮球鞋，即“All Star”鞋。匡威还邀请篮球教练、运动员作为品牌大使，其中包括第一位将名字印在鞋底的运动员恰克·泰勒。
运动鞋的政治意义也不断的加深，在德国、日本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以运动锻炼的名义而集结人民。塞梅尔浩克在展会上表示，“一战后，体育市场随着脆弱的和平现状开始受到重视，民族主义与种族优越论也变了味。国家总是鼓励平民去锻炼，不仅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更是为了接下来的战争做准备。对于法西斯主义来说，民主的最高表现形式体现在运动鞋上。”
当然，运动鞋也蕴含了反抗。1936年被纳粹统治的柏林奥运会上，穿着德国产戴斯勒运动鞋的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一举拿下四块金牌、挫了纳粹的士气。
由于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限制了橡胶的生产，大规模反抗运动鞋的浪潮相对有所减弱。彼时，廉价且舒适的鞋子已然成为美国人共同的选择。
运动鞋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地位也不可小觑。1965年，第一部启用黑人演员的周末电视剧《间谍生涯》，由比尔·科斯比出演，他扮演了一名伪装自己身份的中央情报局特工，经常穿着一双显眼的白色阿迪达斯运动鞋。而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美国短跑运动员托米·史密斯与获得铜牌的队友约翰·卡洛斯脱掉了彪马运动鞋，穿着袜子登上领奖台后低下头，举起戴着黑色皮手套的手，行出黑权礼，以表达对非洲裔美国人贫困现状的“控诉”。
1960年间，普通运动鞋在体育市场上逐渐被用先进材料制作、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鞋子所取代，于是转而面对大众生活市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青春叛逆”逐渐成为运动鞋的标志，而价格低廉、穿着平凡成为了披头族、摇滚歌手、滑板发烧友选择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城市，篮球爱好者也在与日俱增。校园篮球与霹雳舞一样，作为一种竞技性运动方式被主流（白人）社会所接纳。“1970年间，打篮球或者跳街舞的纽约人对于运动鞋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从单纯的运动设备到身份表达。”运动鞋史研究者鲍比托．加西亚在“跳出箱子”系列展册上写道。《Vogue》杂志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也表示，真正地跑鞋穿在像法拉·福塞特、米克·贾格尔这样的非运动员身上，就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而雷蒙斯乐队成员、席德维瑟斯、科特·柯本也推动着匡威、凯兹、先锋的市场销售。
当时“全明星”款运动鞋改变了以往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增添了一系列时髦的色调。人们不再只需要一双运动鞋，他们需要一整个鞋柜的鞋子，来应对不同的场合。运动鞋公司甚至将“妇女解放运动”作为促销手段，不断宣传专为女性设计的鞋子。
到了1980年，有氧运动开始流行，在此趋势下，耐克的慢跑鞋艰难的开始了转型。1984年2月，耐克首次宣布季度亏损。同年，耐克签下了当年的篮球新手迈克尔·乔丹，至此开启了摩登跑鞋文化。当时乔丹违反联盟条例，擅自穿着自己代言的乔丹鞋进入球场。不过，耐克帮他支付了每场5000美元的罚金，甚至还为此撰写了一条广告——“就算是NBA也阻挡不了你穿它”。1985年乔丹鞋第一次在市场售罄，明星效应进入市场，人们不再因为价格低廉而购买运动鞋了。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乔丹，尤其在他身价飞涨后，被人们以“不关心政治、不为非洲裔美国人群发声”所抨击。
运动鞋过去的社会印象并不太好，早年，运动鞋（sneakers）味着“脚步轻轻的犯罪”（sneak-er），成为小偷小摸的绝佳选择，这种形象甚至长时间难以改变。1979年，纽约时报便发表过一则煽动性报道，题目便是“时髦运动鞋，为慢跑与抢劫而生”。13年后，一位钟爱运动鞋的嘻哈歌手在《我的阿迪达斯》这首歌曲中公开指责美国大嘴跑火车，后者曾经将运动鞋称为“犯罪鞋”。歌词中写道“我穿着我的运动鞋，但我不是个小毛贼。”
同年，耐克的全白“空军一号”系列球鞋发售，似乎从“犯罪鞋”中得到了点灵感，在制作中追求朴素与未雕琢的色调。“空军一号”随即被街头毒贩子所青睐，并且成为了一个经典款式。“毒贩子拥有着超男子气质、粗糙的形象，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全世界，都有极大的市场。” 塞梅尔浩克在展览目录中写道。
随着运动鞋价格与社会声望的提升，随即出现了一些专门偷窃运动鞋的小偷。1990年，有激进的媒体公开指责由斯派克·李执导的“空军乔丹”广告，助长了许多“球鞋杀手”。
2004年，受人尊敬的电视明星比尔·科斯比在他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做“磅饼演讲”时，提到了运动鞋的过高售价，并谴责那些把钱花在这种无意义消费上的非洲裔美国父母。
不断增长的用户定制与收藏价值使得人们对运动鞋的消费只增不减，艺术家和包括普拉达、古驰在内的品牌设计师开始推出专有定制或者明星限量款球鞋，运动的定位也变得更加精准。朱迪·怀瑟因在2005年设计出了一款布林克训练鞋，专门用来帮助从墨西哥非法越境的人。她当时免费将这款鞋子分发给越境的非法移民，并且在圣地亚哥精品店中以215美元卖给鞋迷。吉米·拉塞尔在2008年推出了一款“奥巴马一号”的鞋子，在每只鞋底印上前总统奥巴马的肖像。在科林·凯普尼克事件之前，NBA球星德怀恩·韦德曾推出了一款“黑人的命也是命”球鞋，以表达对于政府的不满。
关于运动鞋的争议从未停止，而质疑往往伴随着社会意识形态而产生。巴西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在2013年为匡威设计过一款球鞋，并在隐蔽部位标志了民权的图案与标语。卫报建筑设计版的批评家奥利弗·温赖特认可了他的政治觉悟，但也提出质疑，即“在印度尼西亚工厂日复一日为匡威工作的工人，他们该如何追求民主权力呢？”
如今存在太多有政治含义的鞋子售价过高，普通人负担不起；而那些买了鞋的人也不愿意穿出来，担心会磨坏它们。设计这些鞋子的人，往往将鞋视为表达观点的渠道，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昂贵的运动鞋就像一份投资——象征着来之不易的珍宝、难中的彩票与彻夜在精品店前的等待。由此造成的问题是：如果运动鞋只在鞋柜里“发声”，谁又能听得到呢？
（编译：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