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透了突尼斯，这个国家让我无事可做。”

2010年底，由于突尼斯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年轻人对现实失望和对前途感到渺茫，引发了大规模街头游行，最终导致阿里政权倒台。

因突尼斯国花为茉莉花，因此这次革命被命名为“茉莉花革命”。

茉莉花被突尼斯人视为吉祥之花，无论男女都会佩戴

革命成功了，但六年过去，突尼斯并没有解决革命前面临的问题。下面的这三个故事讲述了突尼斯普通百姓的经历，高失业率和极端思想的渗透仍困扰着他们…

归来的士兵

迈赫迪读电机工程专业，今年26岁，本该有份体面工作的他却一直待业在家。

茉莉花革命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改善突尼斯的经济状况，相反，失业率竟然攀升至15%，对于年轻又充满理想的迈赫迪来说，每天游手好闲地混日子太痛苦了。

迈赫迪曾试着做些零工，但一个月也开不了几次工，“那时，我恨透了突尼斯，这个国家让我无事可做。”

于是，就在茉莉花革命的第二年，迈赫迪越过边境，来到了利比亚，加入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圣战”。

突尼斯的邻国

安全情报咨询机构苏凡集团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六千名突尼斯籍战士来到叙利亚作战。

“我发誓，90%加入恐怖组织的突尼斯人——尤其是我周围的人——都是因为无事可做。”迈赫迪愤愤地说道。

在“伊斯兰国”，迈赫迪每个月能领三千美元的工资，高工资成为吸纳新兵的主要手段，“恐怖分子也知道，我们要用这些钱养家糊口。”迈赫迪说。在恐怖分子的训练营里，周二到周五他要接受射击和体能训练，做例行的祷告，闲时能踢踢足球。

但他也开始思念母亲，“妈妈经常给我写信。”迈赫迪说。他的母亲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迈赫迪的哥哥马尔万在2003年去了伊拉克，2007年后就音讯全无。

“我不能再让她难过。她已经60岁了，我不能让她孤单一人，所以我回来了。这是我回来的唯一理由。”

回到突尼斯后，迈赫迪借了些钱，开了一间金属加工厂。生意谈不上好，但他说再也不会回利比亚。

丧子的母亲

2013年10月的一个早晨，纳齐哈正在外面洗衣服，她错过了那通电话。

电话是纳齐哈的女儿接的，“小妹妹，开心点，穆罕默德现在可是一名烈士了。”

茉莉花革命爆发前，穆罕默德在利比亚首都黎波里一家酒店做西式糕点主厨。革命爆发后，穆罕默德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家里，家人打过去手机是关机的。

再来电话时，穆罕默德已经到了叙利亚。

“妈妈，我发誓，我一定会回去的，到时候我会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的。”穆罕默德说。

穆罕默德再也没回来。如今，家里的客厅里挂着两张巨大的穆罕默德画像。

纳齐哈从来没想过她的儿子会加入“伊斯兰国”。穆罕默德总是能给家人带来欢笑，喜欢小动物，喜欢看《大力水手》和《狮子王》；高中毕业后，他就开始工作了，学习烘焙甜点。空闲时，他会拿着做好的三明治到街上卖。

“他去世之后，房子都静了，墙也在哭泣。”

纳齐哈有过自杀的念头，想过自杀的方式：用头撞墙，撞上飞奔的汽车，或者自焚。但她最终说服自己不自杀，因为她只是接到一个电话，没有收到过儿子的死亡证明，他可能还活着。

但是等待消耗了她的精神：“我一个人，很无助，我是一个人在战斗。”

为了继续等待儿子，纳齐哈加入了一个名为“前线的女人”的组织，那里会员的亲人都加入了极端组织。和别人分享她的故事不能让儿子回来，但能帮助她减轻伤痛。

失业的大学生

在赤贫的卡巴里亚省，阿哈姆德· 萨西正坐在自家杂货店里用电脑。

他31岁，是政治学专业的硕士。

货架上摆放着各式商品：面粉、面包、果汁、泡泡糖、纸尿裤、洗发露、彩带等等。附近的人们喜欢聚到他的店里，听他聊国家的问题。

“茉莉花革命的口号是工作、自由和民族尊严，”萨西说，“所以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政治自由——是年轻人在争取他们的工作权利，但当政者却对我们的要求不闻不问。”

31岁的阿哈姆德· 萨西

在突尼斯，有六十多万人没有工作，近三分之一的大学生失业，而萨西正是其中一个。

“你有梦想，有学识，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正想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却发现你面前的门都被关上了，社会上没有你的用武之地，这时你就会变得十分沮丧。”他说。

萨西不担心大量国外的突尼斯极端分子有一天会回国，他担心的是未来仍会有大批突尼斯人被恐怖分子洗脑。

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伊斯兰极端思想变得容易渗透，警察藉由反恐的名义暴力执法，又带来了新的民怨，极端思想于是更可趁虚而入。

“突尼斯想要反恐，反极端主义，首先要反失业率、反无知、反贫穷、反贪腐、反暴力、反非正义，这些是极端主义的土壤。”萨西说。

革命并没有让政府倾听到人民的呼声，执政集团趁机完成了权力交替，突尼斯的吉祥之花这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