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因为群众举报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墎墩山上有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沉睡了两千年的海昏侯墓有机会重见天日。这座目前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诸侯国聚落遗址，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围绕海昏侯墓和海昏侯本人的争议，也未曾间断：“海昏”的封号有何特殊含义？海昏侯的历史功过该如何评价？墓葬中的大量黄金从何而来？墓葬的发现又是否会改写学界对汉代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认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研究秦汉史多年，不仅关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理问题，也致力于秦汉政治史的研究。在2015年出版的《制造汉武帝》一书中，辛德勇集中论述汉武帝晚年的政治转向问题，引起学界热议。如今，随着海昏侯墓考古成果的不断披露，他又出版了《海昏侯刘贺》一书，从西汉政治史研究的角度，探讨了汉武帝晚年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巫蛊之祸、嗣君确立、霍光专擅等，将对海昏侯刘贺其人放回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漩涡之中，对他进行分析和评价。

而随着海昏侯墓的发掘，关于刘贺为何会有大量精美随葬品，出土的《论语》失传篇章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等问题，也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辛德勇在日前的举行的《海昏侯刘贺》新书发布会上，对这些问题给出来自他的解答。

大量随葬财物从何而来？

海昏侯墓葬出土文物于今年年初在首都博物馆展出，随葬品中大量的黄金、铜钱和各种精美的工艺品，首次与公众见面，人们在惊叹之余，不禁发问，海昏侯为什么会这么有钱？它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对于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这些财富反映了西汉时期，江西南昌鄱阳湖地区经济的发达，辛德勇却认为这一解释缺乏根据。辛德勇师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开创者史念海，历史地理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历史上各个区域的贫富状况，物产分布等等。从历史经济地理的专业来看，鄱阳湖周边一带在西汉时期是非常荒凉的，和今天江南山明水秀、经济富庶的状况不能相提并论，而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是黄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东地区。

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描述江南的经济状况：“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熱饶食，无饥馑之患，以帮砦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因此，我们就很难想象只当了不到四年海昏侯的刘贺，如何从当地聚敛这么多财富。但换一个角度讲，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长沙，墓葬里却能出土这么多精美的文物，辛德勇认为，这只能说明，墓葬里出土的是只供贵族享用的少量工艺品，不能代表这个地区的经济状况。

那么如果这些财富不是在江西南昌附近聚敛的，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一是刘贺曾做过27天皇帝，这些陪葬品是他从长安城皇宫里带出来的东西；二是，刘贺进长安城当皇帝之前，做昌邑王的时候，在昌邑故国积累的财富。辛德勇认为第一点基本可以排除，因为当时刘贺身边的亲信随从都被权臣霍光铲除，刘贺离开长安城的时候跟囚犯差不多，是被押解回去的，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条件携带任何财物。于是也就剩下了第二种可能。

辛德勇在分析第二种可能时，援引了史念海的论文《释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内容，文中分析了“陶”这个地方成为经济都会的优势。陶是今天的山东定陶，在昌邑国都昌邑县向西不远。战国的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陶为天下之中”，意思就是陶是天下重要的交通枢纽。

陶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之中”，有一些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首先，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陶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人口也相对稠密。其次，古代交通主要靠水运，陶有黄河支流经过，运货的商船可以从这里直接进入黄河，加之当时黄河、淮河、长江几大水系之间均有人工开凿的运河，南下可以到达汉江平原，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一带，西进可以直抵咸阳，足以证明它的水上交通意义。除此之外，这里的陆路运输也有一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著名的午道。午道指的是一横一纵的十字路口，而这个十字路口的交叉点就在昌邑县附近。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西汉时期，昌邑国十分富庶，坐拥水陆交通枢纽，由此可以推断，海昏侯墓中的大量财富可能来自昌邑国。

海昏侯墓里的《论语》有什么价值？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论语》有一篇是早就失传的，叫做《智道》（上古时期，“知”与“智”通用），这篇文献引发了学界关注。而辛德勇则认为，文献、文物的失传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正常的淘汰现象，文物可能特殊一点，从今天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是越多越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失传的一定比留存的好，古本一定比今本好。事实恰恰相反，总体来说，流传下来的版本比失传的版本要更好。

对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关系，辛德勇坦承他受黄永年的影响，认为古人不会把最好的东西都埋在地底下，判断历史还是要主要依靠传世文献。但这并不意味着轻视出土文献或者出土文献不重要，还是要根据不同研究的问题而定，研究问题需要出土文献就用出土文献，需要用传世文献就用传世文献。辛德勇不赞成过分抬高出土文献的价值，认为出土文献可以改写很多历史重大问题等等。辛德勇认为，考古新发现，大多只能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传世文献的理解，但很难颠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汉代中期后流传的《论语》包括三个系统，一个是《齐论》，是在齐国旧地流传，一个是《鲁论》，是在鲁国旧地流传，还有一个是《古论》，用古文字所写。日本学者武内一雄认为，齐论、鲁论和古论很有可能出自同一系统，这个系统在流传过程中由最初的古论分化为齐地流传的齐论和在鲁地流传的鲁论。大体来说，鲁论和古论的篇章结构是一致的，齐论则比鲁论和古论多出两篇，一篇就是《知道》，还有一篇叫《问王》。

今天的《论语》传本在是在西汉建国前后写定，以鲁论为基础，结合了古论和齐论的版本，作者张侯有意舍弃了《知道》和《问王》两篇，后经郑玄校订，郑玄依旧没有将《知道》和《问王》两篇采纳进去。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篇被淘汰？辛德勇说有可能是它们的精华内容已被写入其他文献里，比如《礼记》。但更可能的答案是，它们本身就没有价值，有猜测认为齐论中可能掺杂着不属于孔子的言论。

在海昏侯墓中发现的《知道》有专家认为属于《齐论》。昌邑国有一个中尉叫王吉，他是当世唯一一个《齐论》名家。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王吉给刘贺讲经的时候经常引用《论语》，所以海昏侯墓中的《论语》很可能是直接得自于王吉，因此它对于基于《鲁论》的今本《论语》和《齐论》的比较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海昏”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于海昏侯的封号“海昏”究竟是什么意思，学界存在争议。秦汉学家王子今认为，“海昏”是一个侮辱性的称谓，海是晦、黑的意思，而昏则指昏聩、昏庸。他说，从历史记载上看，刘贺并不是一个正面人物，所以汉宣帝给他定了这个封号。通过对刘贺其人其事具体深入的研究，辛德勇认为客观上不存在这一可能性。汉宣帝安置刘贺做海昏侯是一种善意的姿态，在此之前他已被废为庶民，作为囚犯被软禁。解禁出来封为诸侯，目的是安抚他，这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政治斗争考量，不太可能给他一个侮辱性的封号。此外，刘贺做过27天的真龙天子，是地地道道、名正言顺的皇族，即便汉宣帝有意用这样的形式进行侮辱，刘贺本人也不会接受。

辛德勇认为，“海昏”应该是一个地名，指的是鄱阳湖的西南岸，即海昏侯封地所在的位置。他的依据是，汉代有一个和“海昏”非常相近的地名，在离昌邑国不远的地方，黄河岸边，有一个东昏县，这两个地名都有昏字，所以昏字很可能是当时用于地名的通称。   

但还要解决的问题是，鄱阳湖，西汉时称“彭蠡泽”，它并不是真的海，那么能不能叫海呢？辛德勇认为完全可以，汉代有北海、有西海，北海是今天贝加尔湖，西海是今天的青海湖，都是内陆的湖泊，都称之为海，所以这样的说法是没问题的。

北海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里苏武牧羊的地方，《汉书》讲苏武牧羊时用了一个词叫“海上”，说苏武就在海上。“海上”这个词说明，不仅像贝加尔湖这样的湖域可以称之为海，而且海上，就是海岸、海边的意思，和海昏的构词方法是一样的，可以有海上的说法，完全也可以有海昏的说法。按照这一逻辑推断，“昏”很有可能是用来表示方位的。

那么“昏”究竟是用来表示什么方位的呢？从殷商时期起，昏就用于计时，一日之中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个是旦，指的是太阳刚刚露出地表；相对应的就是昏，昏是太阳将落没落的时刻。这样的计时法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夏天和冬天昏旦的时刻是不一致的，方位也不一致。冬半年太阳是从东南升西南落，夏半年太阳从东北升西北落。对此，辛德勇的解释是，《史记》用就是这样使用的，因而我们只能承认事实就是如此，只能就既有的事实做解释。怎样解释？根据冬至的日出日落方位来做解释。古人非常重视冬至，除了春节之外，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冬至，皇帝要在冬至这一天举行告天大典。如果以冬至为标志，就可以看到日落的方位在西南，昏就在西南方向。这是一个天文现象，也是人们的观念决定的。

辛德勇还指出，在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房屋都是坐北朝南，窗户朝南开，在房间里感受到的日出日落方向更加强化了西南这个方向。所以根据这些因素，他推测昏是表达西南方位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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