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活在当下，但愿景和蓝图也很重要。”
牛津大学罗德公馆。 图片来源：网络
从上海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陈昱璇在路上花了快两天。火车到站后，她还得转三趟汽车，一路颠簸回村里。本来是奔波的旅行，因为一通电话而变得不同。
就在11月27日上午，已经在火车上呆了一晚的陈昱璇接到罗德理事会的通知。经过近一个多月的选拔，陈昱璇成为中国第二批罗德学者之一。回想当时的场景，陈昱璇说，她当时恨不得立马把消息“昭告天下”。
在浦东机场候机的徐铌也接到了通知。对方问是他否愿意接受罗德奖学金时，徐铌说自己激动到有种“被意中人求婚”的错觉。
除了徐铌和陈昱璇，黄钦和江熹霖也成为了今年中国地区的罗德学者。每年录取率只有0.7%的罗德奖学金，由这四位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获得。明年，他们将去牛津大学深造，5万英镑的奖学金免去了学费、生活费等大部分开支。
他们的前辈里不乏一些世界级大咖：美国第42届总统比尔·克林顿，青霉素的发现者霍华德·弗洛里和麦肯锡全球总裁鲍达民等等。
这可能是英国矿产业大亨西塞尔·罗德没想到的。112年前，根据他遗嘱设立的罗德奖学金，在一个世纪里培养了近8000名学者。这些人成为各个领域的领袖和精英，也做出过载入史册的贡献。去年，罗德奖学金来到中国，希望在这里的年轻人中“豪赌”一把，寻找未来可能成为领袖的青年们。
当然，他们也带来了严格的评选条件。申请人首先要达到牛津大学的录取基础标准，此外还需要有出色的学术素养、运动或艺术潜力、以及内在品格。申请人的年龄被限定在25岁以下，他们必须在第二年开学前完成本科学业。
能去牛津，一定是学神级的人物。事实上，这四位的本科背景就足以让毕业高中把他们的大头照放进荣誉栏里。
陈昱璇和黄钦同级，他们都来自清华大学。陈昱璇毕业于英语专业，因为对社会学和公共政策感兴趣，她去过英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孟加拉等国家，考察当地的公共服务和教育体系。
黄钦从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后，走了一条跨专业的学术之路。2015年他获得牛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去英国攻读政治哲学硕士。
徐铌和江熹霖则不同，他们正在经历本科的毕业季。徐铌在北大就读临床医学专业，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在国际顶级期刊以共同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论文。
江熹霖的履历看起来更像是优秀大学生的模板。在复旦生命科学学院，他的成绩常年排在年级第一。因为擅长中距离跑，在上海市大学生田径锦标赛里，他包揽过各类项目的奖牌。
即便这些成就牛得不像话，但他们对“学霸”却没有多少身份认同。
江熹霖认为自己成绩好只是因为“考试能力还不错”。他说这话时，还会腼腆地挠挠头。黄钦对“学霸”这词有些陌生：“好像从没有人这么评论过我。”陈昱璇听到这个问题笑出了声：“不，我是学渣。”而徐铌会稍显严肃的答道：“我是那种能考90分也不愿为满分多花精力的人。”
如果说学霸能为了考高分而拼命学习，那在国内的顶尖高校里，这样的人太多。他们是通宵自习室的常客，在图书馆有“固定专座”，不放过每一个课间跟老师聊几句，只要有学术交流机会就会冲到最前面。相比他们，这四位年轻人更像是活在主流之外。
黄钦刚进清华时，发现这里跟高中老师说得不太一样。“高考是结束了，但生活一点都没变得轻松。每个人都很着急，但我不懂他们在急什么。”在一群更优秀的人里，他有些找不准自己。身边的同学不仅成绩优秀，还有个人特长，会围棋、唱歌，有些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最恐怖的是他们还那么努力。”
黄钦复读过一年，虽然经历曲折，但目标很明确：“考上好学校，我的人生就解放了。”但上了清华他才意识到，找工作和买房也同样重要。大一上半年，黄钦常常去隔壁的人大找高中同学吃麻辣烫缓解压力，直到第二学期才和室友们稍稍热络起来。
在经济管理学院，有个放不上台面的排序。一流的毕业生去国际投行或私募公司，中等学生去做咨询或者国内投行，稍逊色一些的选择咨询公司和外企，最不济也得是国企、四大行。如果按照这个排序，黄钦认为自己就是个异类。
大二时，他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全是和经管不搭边的通识课，《心理学概论》、《中国文明》和《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等。“怎样的社会是好的？好像突然意识到不能粗暴地通过个人好恶、利益权衡和有限经历去思考这些。”
大三去海外交流时，黄钦的课程表里五门有三门是哲学，暑假时还申请去牛津的课题组做研究。毕业季，当身边人们忙着找高薪工作时，他离开了这块“就业高地”，彻底走了另外一条路。
江熹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虽然常常常被称“学霸”，但他发现自己也不是什么都擅长。
他对生物的启蒙课是从初中抓螳螂开始。“每一只都不同，他们的拟态很神奇，藏在树枝里的就真的和树枝一模样。”
直到进大学后，他才发现当初的热爱显得有些天真。生物学研究是门体力活，学术成就多半建立在做了多少实验上，而他高估了自己的定性。
或许是精力太旺盛，或许是性子太急，江熹霖发现为一个实验结果等上半个小时，中间什么都不能做，“这很令人烦躁”。生物学惯有的学术“套路”也让他有些不解。“生物体那么复杂，为什么我们的关注点大部分却围绕在单个分子或细胞上？”坚持把实操内容学完后，他决定换个方向。
江熹霖考虑过转数学系。他在抽象的公式和模型里能找到挑战感。“每天花两小时，一本生物书一周就能读完，但数学书上的一个定理可能就得花上三、四天。”然而，纯粹的数学理论也似乎不对他的胃口。“我会老想着，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直到大三接触生物统计学时，他才找对方向。同样是在毕业季，身边人忙着出国申请、找工作时，他还在学校补修数学课。
按照顺理成章的专业发展，黄钦和江熹霖都没有走寻常路。而另外两位也没那么典型。陈昱璇说自己毕业之后一直陷在“Gap Year”(间隔年)中，而徐铌为了把研究做下去，还以病假为由头休学过一年。
特立独行是他们被罗德选中的关键吗?这样解释未免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找准方向前，没有随大流。
徐铌的人生规划从上高中就开始了。通过生物竞赛，他拿到北大医学院的保送资格。因为对脑外科感兴趣，接触神经生物学之后开始了疼痛研究。
反转的是，大二那年，他自己成了一名病患。每天腹泻6-10次，便中带血，检查后发现是患上溃疡性结肠炎。针对这种慢性病的治疗，病程漫长，期间还会反复发作。“每天吃药跟吃饭一样。”即便如此，他还坚持到大三把医学基础课程学完，并且将疼痛课题的研究也捣腾出了眉目。
此时，他走到了一个岔路口。医学院安排的流程紧凑，学生大四就开始去医院实习，但徐铌的研究还没有完成。如果去实习，研究就会断档，两年成果只有打水漂。这时，他还申请到牛津的研修机会。再三考虑之后，他决定以生病为由休学一年，带着200枚药片和一堆行李，踏上了去牛津的路。
白天结束了实验室的工作后，徐铌会马不停蹄的钻进图书馆，一直到深夜。实验室的前辈都很震惊：“这个中国小伙子怎么老呆图书馆啊？”他的研究成果最终顺利在Journal of Neuroscience上发表,不仅揭示了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机制，还研发出新型镇痛药物。在牛津的这一百多天里，徐铌只在生日那天出过牛津校园。
这段经历让他对“疼痛”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在后来转向精神病学的研究时，他总是能很耐心的跟病患沟通对方的身体状况和心理感觉。实验有时候进展不太顺利，在为罗德奖学金申请做准备时，他也被托福考试虐得很惨，但这些他都熬了过来。
“每到一个新环境，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摧毁重建的过程。”相比徐铌，黄钦的人生考验一直没停过。
从贵州山区小镇走到牛津，听起来很励志，但一路进阶对黄钦来说并不容易。压力和挑战一直在周期性的出现。为了考上清华，他复读过一年。即使到了清华，最开始黄钦也没有找对未来的方向。等找到方向，他又碰到了新的问题。
大学第一次接触外教，黄钦就发现自己在英语上的短板。“除了最简单的词，我真是一句话都听不懂。”尽管努力弥补后，已经能和国外学者用邮件讨论学术问题，但这些还不够。国外高校的社会学科对学生语言要求非常高，而牛津的政治哲学专业招生标准更严格，申请人雅思成绩要达到7.5分以上。
为了符合要求，黄钦考了11次雅思。“我都觉得自己有可能是世界上考雅思次数最多的人之一。”牛津要求他在当年6月底提交各类成绩和材料，但时间到了，7.5分离他还很远。眼看机会就要错过了，黄钦做了一个冲动、但在之后看来明智的决定：飞到英国去。
到牛津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到录取管理人员的办公室，希望能争取更多时间。工作人员惊讶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承诺他只要在开学前提供所有材料即可。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黄钦安排了6场雅思考试，几乎每周要考两场。为了找语言氛围，即使是清洁阿姨，他也能聊上1-2个小时。因为压力大、考试节奏又紧凑，黄钦描述自己那时候的状态是“极度疲倦”的。
高强度的连轴转最终还是换来了好成绩，黄钦考到了8.5分，远高过了申请要求。“虽然有些侥幸，但我从一开始也没想过会放弃。”
四位罗德学者的简历看上去优秀到有些不真实，但亲历者在背后付出的远比寥寥几行字要多。徐铌在总结自己经历时说：“其实很多东西都事在人为，因为你没有，才会去争取，因为有限制，才会倍加珍惜。”
出国交流是罗德学者们的普遍经历。江熹霖在美国科学院院士David Heeger的实验室里发现，原来生物和数学也是可以兼顾的，二者结合还可以研发出很多实用工具。徐铌在耶鲁只待了三周，当看到精神病患周一看电影、周二做瑜伽、周三种植物和周四技能培训的活动安排时，他对精神疾病康复又多了一些视角。
黄钦的自我评价或许可以解释他们的共性：“有人活在当下，但愿景和蓝图也很重要。”
在大四时并没有定下职业规划的陈昱璇，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间隔年。去意大利世博会做愿者，去西班牙参加教育峰会，在卡塔尔设计教育项目，在孟加拉考察学习，陈昱璇一直在研究各个国家的教育和公共政策，思考怎样让政策惠及更多人。这段经历让她成了四位罗德学者中，走过国家最多的人。
但她的蓝图是在湖南湘西产生。
尽管参与过一些项目设计，但缺乏实践经验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我发现很多在基层有工作经验的人，他们对问题的视角更深刻。”陈昱璇萌生了研究公共政策的想法，在理论学习前，她想要积攒更多一手经验。“想让国家变更好，如果连中国农村是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做到呢？”
今年夏天，她参加了黑土麦田的项目，来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成了一名“乡村创客”。
作为东北人，陈昱璇刚来时并没有水土不服。但一入冬，“供暖区”和湿冷南方的差别就显现出来。屋里没有暖气，白天她还能趁着在村民家走访的时候蹭蹭炉火，但晚上就有些煎熬。“不敢上卫生间，因为农家的厕所在屋外，穿着睡衣跑出去，回来之后就冻得不行，被子里也没多少暖气了。”
气候的适应倒是其次，陈昱璇发现，他们设计的扶贫计划刚开始就遇到了阻碍，村民和创客们的思维方式有着巨大差异。
他们开展过一个野生猕猴桃项目，希望能在网上以众筹方式预售，确定市场规模后，组织村民上山采摘。众筹是成功了，但村民们却犹豫了。走访后他们发现，一来村民们白天农活重，没有多少闲暇时间，而猕猴桃长在深山里，虽然味道好，但采摘难度也大。再来，靠土地而活的村民并不认为这些猕猴桃能带来多少收益，他们从没这么做过。
陈昱璇意识到，点子再好，扶贫重点还得放在改变村民固有思路上。“扶贫不应该是我们做，让村民们享受福利，而应该凡事以他们为主，我们提供致富的服务。”经过尝试后，村民们才开始渐渐意识到赚钱的方式可以很多。前不久，陈昱璇还去镇上工商局注册，给村里成立了合作社，准备开拓更多产品线。
在湘西的这段经历让陈昱璇对乡村面临的现实有了许多感性认识，但同时困惑也越来越多。“挺想回学校好好研究一下，在公共政策领域，我的理论基础太薄弱了。”
每位罗德学者的申请动机都不太相同。江熹霖是冲着研究方向而去，当发现牛津也有生物统计相关的研究组时，他毫不犹豫的提交了材料。而在罗德奖学金进中国之前，徐铌的外籍教授就向他推荐过，他从去年就开始准备申请材料。正在读硕士的黄钦则希望能凭借罗德奖学金继续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
他们通过了两轮面试，尽管对部分人来说，这个结果有些意外。因为湘西村里信号差，陈昱璇第二次面试不得不开着移动热点与面试官视频。“每次他没听清时，他都保持微笑，为了掩饰慌张，我也一直在微笑回应。两人都知道对方并没有听清，但仍然表现出赞赏的样子。”陈昱璇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这也让她更珍惜终选的机会。
14位候选人进入终选。11月25日，4位青年以候选人身份在终选周末的晚宴上碰面了。
终选晚宴不是一顿简单的聚餐，它是罗德奖学金考核中最有意思的环节。在第二天正式终选前，评委们在宴会考察候选人的社交礼仪，当然还会和他们聊聊天。这也是牛津罗德公馆的日常，不同学科背景的人聚在一起交流。
徐铌从6月份开始练习公开演讲，在宴会前还精心准备了西装、领带和皮鞋。黄钦在前一天从伦敦赶到上海，因为太兴奋，一宿没合眼，终选晚宴那天差点因为犯困错过了时间。陈昱璇从湘西来，赶了几天的车，到上海才有机会买身合适的衣服。他们到的时候，江熹霖已经在会场和其它候选人开始了自我介绍。
能熬到终选并不容易，本该是暗自较劲的场合，14位候选人却显得兴奋和谐。“大家都好厉害，有自己写过书的，还有哈佛在读生，有些从创业学校出来，我的经历反倒太像个好学生了。”
江熹霖起初的担心，在晚宴开吃时被打破了。晚宴上候选人和评委会有四次换座的机会，几乎每个人都能和评委们充分接触。
颜宁和李一诺是提到次数最多的评委，他们更像是这些青年们想要成为的目标。
在清华医学院任职的颜宁被生物学期刊《细胞》评为全球40个40岁以下的牛人。2014年她和团队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的晶体结构，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成果，被认为是攻克癌症、糖尿病等世界难题中重要的一步。
而同样是生物学出生的李一诺在博士毕业后加入麦肯锡，6年就成为了这家知名咨询公司的合伙人，而后又成为盖茨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她创办的微信公号“奴隶社会”在高校学生中颇有影响力。
江熹霖并没有想过在晚宴上碰到颜宁教授，还能跟她同桌吃饭。“当时又紧张又激动，很想找她要签名。”坐在另一旁的陈昱璇打破了尴尬。“她当时很放松，就在我紧张到说不出话时，陈昱璇用‘颜老师，我们都是你的迷弟迷妹’一下把聊天氛围调动起来。”江熹霖回忆说。
一整晚，没有人在刁难他们，所有人都像找到了同类，表达彼此对世界的认识。
黄钦和江熹霖用不同视角和罗德理事会主席詹姆斯聊了聊中国农村的医疗现状。徐铌和一位叫戴安娜的政治学教授探讨了在精神健康领域很多人看不起病的话题。陈昱璇在得知另一位候选人去过难民营后，还询问了对方怎么能做好项目设计。
尽管第二天的终选，几位候选人都碰到了尖锐的问题，但他们也没有粉饰自己的不足。在牛津攻读硕士学位的黄钦被问到：“你在牛津拿过全奖了，为什么还要申请罗德奖学金？”而当陈昱璇说自己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和传承感兴趣时，评委立即问她怎么看待新疆和西藏的文化。江熹霖倒没碰到什么尴尬的发问，在评委问他为什么申请罗德奖学金，而不是美国高校时，他直接告诉对方自己的确在同时准备。
罗德中国奖学金全国理事长汤玫捷曾这样评价到：“我觉得罗德项目不同于任何研究生项目的申请，申请人对未来要有清晰的甄别和判断，必须了解自己、做自己，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对成功有企图心是件好事，但跟普通年轻人不同，这四位罗德学者看上去不仅仅想实现个人成就而已。
徐铌除了想研发新药外，还希望能减少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江熹霖希望生物统计学能够提供宏观的疾病解决方案；而黄钦在研究“问责式政府”，他想知道政治机构怎样设立才是好的；作为被教育改变的人，陈昱璇想让公共政策惠及更多人。
在明年去牛津之前，他们还得各自忙碌。黄钦在完成硕士阶段的毕业论文，每天他都会跟导师交流进展。徐铌在医学院经历最后一年的临床轮转实习，江熹霖忙着毕业设计，还没修完的数学课程学分也让他头疼。而陈昱璇乡村创客的项目明年夏天才会结束，在此之前，她得帮村民们养好猪。
5万英镑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每个人答案都不同。
黄钦认为，它不仅能提供资金支持，也能带来好的社会网络和资源平台。在徐铌看来，申请过程已经让他想清楚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得了这个奖之后，我反倒希望自己做一些改变，它能逼着我再思考，能不能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江熹霖说。而陈昱璇看来，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她选择再去深造，就得考虑更多性价比的问题。
“它并不能折合成现金，更像是一次机会，鼓励大家去做一些真正想做的事情。即使学成之后，仍然是一具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