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大概就是「上海何时超越香港」的答案

“上海什么时候超越香港”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从这个故事里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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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德科

「上海什么时候能超越香港?」

「上海不是早就超越香港了吗?」翟凯杰的普通话说得越来越标准,「不过,我是半个上海人,我的答案未必客观。」

翟凯杰是香港人,母亲是上海人,太太是杭州人。换句拗口一点的话,他是把家安在杭州的香港上海人的后代。

翟凯杰的多重城市身份,似乎成了一个象征:香港企业九龙仓在内地楼市珠玑满地的那些故事中,他恰好是一条故事线。

翟凯杰算是九龙仓的老员工了,几乎参与了九龙仓在华东地区拿下的每一块地。

和其他港资房企相比,九龙仓算是比较晚才大举进入内地——直到2007年,九龙仓才宣布了「内地投资计划」,要把内地资产做到整个集团营业资产总额的一半以上。此前,九龙仓在内地的项目只有零星几个。

也就是从2007年开始,在九龙仓任职的翟凯杰成了「空中飞人」。他几乎每周都要飞内地考察项目,看地。

2007年,九龙仓在内地的土地储备就翻了差不多翻了一倍,逾800万平米。仅仅在2007年最后四个月,九龙仓在内地拿地耗资约280亿元人民币。当时,那是一笔大数目。九龙仓是那种说做就做的企业,看准长线,似乎就不太在乎短期盈亏。

也就是2007年,九龙仓在杭州拍下两块地,孕育了后来的两段婚姻:一段是九龙仓和绿城的「婚姻」,另一段是翟凯杰自己的婚姻。

2007年,当年创造了绿城神话的那个宋卫平,拿下了杭州「蓝色钱江」地块,花了 35 亿。

翟凯杰对那块地印象深刻,当时他的逻辑是,杭州的钱江新城多少会有一些维多利亚港的况味。虽然九龙仓参与了竞拍,但最终还是输给了绿城和葛洲坝联合体。戏剧性的是,国资委审批给央企葛洲坝的权限是25亿,所以葛洲坝只好退出。

于是,九龙仓补了这个缺。这是九龙仓和绿城的第一次合作。

2008年末,绿城资金链告急,所以就跟九龙仓玩了一把「地王交换」:绿城把全资持有的上海「玺园」地块转给九龙仓,九龙仓把所持的「蓝色钱江」项目股权转给绿城;此外,绿城再补给九龙仓1.5亿元的差价。

宋卫平这个「丢车保帅」的策略,活了绿城,也让九龙仓赚了不少。一宗罕见的双赢案例,主要利用的是杭州与上海的房价启涨时间差,简单说就是缺钱的人先吃肉,有钱人殿后。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那一轮全球房价下跌,杭州是最先复活的城市;而最先吹响复活号角的那个楼盘,就是「绿城·蓝色钱江」。2009 年 5 月,这个项目开盘热销带来的巨量现金流,让绿城也复活了过来。

当2012年绿城再次遭遇财务危机时,就不难理解为何再度伸出援手的,还是九龙仓。九龙仓入股绿城,成为大股东之一。后来绿城的股权几经变幻,花开花谢,只有九龙仓依旧。

「如果那算是婚姻,那九龙仓就是那个一直不变心的人。」翟凯杰说,「你看,我们在杭州之江新城的那个合作项目,股权换了 N 次,股东换了几茬,只有九龙仓没有变过。」

也正是因为之江新城项目的合作机缘,翟凯杰认识了他的太太。

「之前我也谈过几个女朋友,但内地的嫌我每周要回香港开例会,香港的嫌我每周要飞内地考察,所以没一个能谈得长久。到了2011年,我36岁了,想要有个家,就跟公司提出,能否让我常驻一个地方,无论是哪里都好,就是别再这么飞了。」

于是,一直单身的翟凯杰终于可以在一座城市安定下来,先上海再杭州,再上海又杭州。期间,他成了杭州女婿。

如果仅仅只从房地产的角度来看,杭州差不多可以算是九龙仓的「第二首都」。绿城的总部在杭州,九龙仓是绿城的第二大股东;然后,九龙仓和绿城成立的「绿九平台」,也是在杭州。因为这种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绿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九龙仓的产品观念。

当年九龙仓吴光正忍着断肋之痛,专程飞到杭州入股绿城。如此千里驰援,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自己本身就是建筑科班毕业,一直有「建筑师情结」,他太理解宋卫平对于产品的那种偏执了。

杭州地产圈有个「怪现象」,各家大牌房企的杭州公司总经理,倘若把家安在杭州,太太和小孩都来杭州,通常他就能做出好产品。对于翟凯杰来说,因为他是杭州女婿,家本来就是安在杭州。

所以,翟凯杰第二次担任九龙仓杭州公司总经理时,他同时又多出了两个职位:他是九龙仓华东区域常务副总经理,还是「绿九平台」常务副总经理。

当然,杭州的房子,不是只被绿城「统治」。当年初到杭州时,翟凯杰很爱一个楼盘,九树公寓,英国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设计的。他说可惜当时买不起,后来买得起了但被他太太否决了。

他再到杭州时,九龙仓杭州公司恰好已搬到了办公楼,一向大厦,巧的是它同样也是奇普菲尔德的设计作品。

「如果把所有合作项目都算上,今年九龙仓在杭州销售额也已经过100亿了,可以排第四;即使只算权益部分,也有70多亿。所以,杭州差不多已经是九龙仓在内地销售额最大的城市。」翟凯杰说,「你说,杭州对于九龙仓意味着什么?」

「杭州真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喜欢一座城市,有时候难免是雾里看花,除非你一直在现场。比如,G20杭州峰会,如果你在香港,你当然能从香港媒体读到一些零星的报道,你会感觉那不过是一场会而已;但是,在杭州,你能感受的是一种铺天盖地的阵势,你会很清楚G20峰会对于杭州这座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在北上广深之外,中国可能又会崛起一座超级城市。我们会及时跟总部报告这种趋势。」

「那么,你们香港人知道有北上广深杭这种说法吗?」

「有这种说法,但这么说的人不多。但换个角度看,你就明白了,港龙航空直飞杭州的班次,每天都有五六个班,除了北京和上海,飞得最频繁的,恐怕就是杭州了。」

我知道,那是他很节制地恭维杭州这座城市的一种言辞。

「现在,我一年也就回两三次香港。有一次我打车回家,喝得有点多,车停下来后,就看见我们小区的管家就跑出来,我就放心了,总算没醉到不到家;开了车门,她叫了一声『翟先生』,我就更感动了,她认识我。」

「我当时还不太清醒,掏了一张钱付了打车费,我以为是掏的是一百块。管家看到了,她很聪明,她对着我说,翟先生,你刚才给的是一千块。然后,本来不做响的的士司机就把钱找给我。她不是直接对的士说那句话,而是对我说,这就是管家的艺术。」

「第二天,我把找回来的钱包了个红包给管家。」翟凯杰说,他把这个故事讲给宋卫平听,「在香港,一个会讲英语、粤语和普通话的管家,月薪差不多是一万港元,一万港元是香港很低的基础工资,相当于内地三四千块钱的水准,你说,在内地,这么低的工资能招到这样的管家吗?」

或许,这个故事,大概就是「上海什么时候能超越香港」的答案。

最后,翟凯杰又讲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他说,有一次和他外祖母一起吃饭,吃完之后,老人家突然说了一句话:「当年我们千辛万苦从内地来到香港,现在你们又千山万水从香港跑去内地去工作。」

翟凯杰说,当时我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九龙仓在其官网放了一句话:「与香港一起诞生,和祖国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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