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比崔健更牛的音乐教父,惨遭封杀后颠沛16年终于梦归故土

他依然有很多看不惯的事情,但他给自己画了一个“杠杆”,他说:“不是我没有意见,而是说我作为一个客人,我宁愿把这些意见保留了,给自己特别好的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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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起云涌的台湾民歌时代,他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他年轻、仗义、才华横溢、不拘一格。罗大佑、李宗盛都是他的晚辈,无数心怀理想却又籍籍无名的后生都希望得到他的一二指点。

美台断交,志得意满的他用一首《龙的传人》表明自己的家国情怀,他以为,他可以挑战的这座四面楚歌的孤岛,他的家乡。

1983年,他失败了,面对当权者的封杀,带着一身的本事和桀骜的脾气来到海峡对岸,他认定那里才是他的家。7年之后,他再次出逃,客居海外十六载。

最终他发现,他从来做不了“家”的主人,倒不如退一步,和和气气地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多雨的泰国湿漉漉得难受,在难民营里,身兼宣传任务的侯德健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600个华侨难民,形容枯槁,衣不遮体,同胞的惨象让他不忍直视。

他整理了这600个人的名单,并上报给了台湾当局,而台湾的回应则是:只能接纳6人。满怀理想的侯德健,以为这是一个耻辱,一个“以身试法”的想法开始在他心里冒了。他想要触碰政治最后的红线——禁忌的对岸。

1983年6月,在香港新华社记者的帮助下,他“叛逃”了。在这个家国情怀的青年眼中,台湾这座受国外势力牵制的孤岛,已经丧失了她的尊严。他想找回自己的尊严,以未来主人翁的身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

机舱轰鸣,侯德健对空乘小姐说,请在飞机越过长江黄河的时候唤醒自己,他想亲眼看父辈口中的“家乡”。

那天他找到了一种共情感,在面对奔腾的河流时,他想到了浪漫的《D大调钢琴曲》。

他说,那种经历没有办法当作是旅游,因为那根本不是一次旅游。这里是他的“家”。

而在海峡的对面,像侯德健这样的人物“投敌”,对于当权者来说无疑是一次“莫大的耻辱”,与他有关的一切开始迅速地被抹去,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到此时身在东方歌舞团的侯德健,他作为统战的正面典型,获得了极大的重视。

单位给他分了一套房子,两间车库,侯德健把其中一间改造成了排练厅,24小时开放,喜欢流行音乐,热衷交流的人随时都可以拜谒,空气中发酵着自由的味道。

当年在他家车库玩音乐的小子们,现在都是乐坛令人敬畏的巨擘,这其中有就包括了黑豹、唐朝,还有崔健。1988年,他登上了龙年春晚,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演唱了代表作《龙的传人》,歌声里充满了骄傲。

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一份子了,所以他乐于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口无遮拦。以至于他跟东方歌舞团的关系终于决裂,在很多人的眼中,他就是一个“会闹腾、爱出风头的台胞”。

因为一场政治风波,这里再也容不下这个身材瘦削的流行音乐先驱。侯德健不再唏嘘,不再感恩,他无奈地离开了这片曾经热切接纳他的土地。

侯德健说过:“你的疼必须你自己解决。那么,正因为你的疼是你自己解决的,所以你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这种漂泊无依的疼痛感他保留了16年。

1990年,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回到台湾,但此时的他受到了千夫所指,成了无数人口中的“政治上的摇摆者”。他感觉到,自己在这片生养他的故土上,被当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他觉得伤心,但却无能为力。

也许按照他当时的理解,他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既然是自己的“家”,就应该竭尽所能地去影响它,这是他一个“赤子”的义务,这是一种理想主义,永不褪色。

后来,他去了新西兰,拿了外国的护照,“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他陡然惊醒,飘飘荡荡中,他可能再也找不回关于“家国”的记忆了。

客居国外的日子里,侯德健什么都做过,他种菜、垦地、开车、旅行,闲了就坐下来读读《易经》,饿了就自己动手蒸馒头。他说自己常常会想念起国内的亲朋好友,只是他终于没有写过一首歌。

2006年香港,侯德健终于拿到自己重回大陆的签证,他很清楚为了这一刻他等了十六年。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在餐巾纸上他在一次提笔写下了新歌《转眼一瞬间》。

也许他注定为山河故土而歌...

一群多年的老朋友到机场接他,他们发现眼前这这个人已不再是曾经那个精力旺盛、性格张扬的年轻音乐家了。在经历了文化的主流和边缘之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侯德健试图洗掉个性里的不成熟,并用最有效的方式坚持自我,试探着和外界和解。

他知道,不管他是不是“客人”,他都得“客气”,这是一种家庭规则,他必须学会适应。

归来后的侯德健,偶尔会出现出现在演出的舞台上,聚光灯前,他会唱一些熟悉的歌,脸上含笑容一如从前,待人接物里充满了和善。

关于往昔的少年心气,他很少谈起,在2011年滚石三十周年演唱会上,他和李建复同台,再次唱响那个激荡了一个时代的《龙的传人》。

台上的他谦谦有礼,他看玩笑地说,如果自己因为紧张昏厥了,就可以把手搭在李建复的肩上。

虽然台下掌声此起彼伏,但是对于大多数年轻观众来说,侯德健依然是一个陌生到不能再陌生的名字。

曾有人怀疑,侯德健的棱角是否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磨平”了,但这其实是一个极大地误读。侯德健说,年轻人写诗,中年人写散文或游记,而老年才能写小说。

“但当你把热情浓缩到一首歌里面的时候,那是特别浓的,可以造原子弹或氢弹。但如果你把这些多的热情平平地给铺开,铺在300万字、3000页的长篇小说中的时候,每一页的热度都不是会太高。”

而今,侯德健生活在北京三环,他说这里热闹,方便朋友在空闲的时候拜访。

他说自己在台湾被叫做外省人,第一次回北京又被叫成台胞。后来到了新西兰移民,成了不折不扣的华侨。尽管在“客居”中度过了大半辈子,但今天身在北京的他依然把脚下这片土地当成自己真正的家。

他的生活已经归于平静,看得出,他到底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领悟了很多。

他依然有很多看不惯的事情,但他给自己画了一个“杠杆”,他说:“不是我没有意见,而是说我作为一个客人,我宁愿把这些意见保留了,给自己特别好的朋友分享。”

他心中这个“杠杆”给了自己,也给了这个“大家庭”更多的空间。

当他在一晌贪欢后惊醒,虽然身是客,但是心里却有了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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